崇祯十七年二月十日，总宪李邦华向崇祯帝提出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崇祯听后没表态，只说“知道了”。崇祯可不是没听进去这个建议，后来就在朝会上讨论这件事情，可得到的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即便是南下，也应该是太子南下，而皇帝应该守卫社稷。崇祯于是冠冕堂皇地说：“国君死社稷，恒理也。”这话说得显然违心，既然已经打算“死社稷”了，怎么还抛出南下这个议题呢？

　　末了，崇祯还给提出南下建议的臣子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臣们一看风向不对，马上调转口风，纷纷表示放弃南迁主张。但崇祯不是不想南迁，只不过是他想代替太子南迁，于是就又大骂“光时亨阻朕南行”。

　　崇祯可能觉得这话说得太露骨了，又对提议南迁的臣子说：“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说是“毋复多言”，其实崇祯是想做个姿态，让大臣们极力进谏，这样自己“盛情难却”顺水就把南迁的事情定下来了。可谁想，他这前后矛盾，一会迁一会死社稷的，搞得大臣们也摸不清风向了，于是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南迁没形成决议，崇祯的逃跑计划没能成功，此时李自成已经兵临城下。李自成没有马上开始攻城，而是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代表自己与崇祯皇帝谈判。杜勋带来了李自成的要求：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这样的条件，对于已经内忧外患的崇祯帝应该是最好的条件了。只要给了李自成一个官方身份，马上就可以解除起义军对自己的威胁，同时又为自己抗击满清增强了力量。可是崇祯不想落个“偏安”的名声，希望找个替罪羊，此时在他身边的大臣魏藻德成为他的目标。

　　崇祯便问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可魏藻德不想背这个黑锅，选择了沉默。崇祯于是再次发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依旧“拒绝回答”。没办法，崇祯拉不下这个面子谈议和，于是打发走了杜勋。杜勋刚走，崇祯帝就拍桌子摔板凳，并把魏藻德一把推倒，其气愤程度可见一斑。

　　崇祯不仅不能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也往往是“说得轻松，做得稀松”。

　　崇祯十年四月大旱，祈了几次雨都没效果，崇祯下了一道《罪己诏》，长篇大论，其实不过就俩字：拿钱。他哪里是责怪自己啊，分明就是责怪这些当官的只顾自己发财了，也不分给这个皇帝点。他还曾动过“搜括臣宰”以“助饷”和“救民”的念头。于是，崇祯要么经常吃着吃着饭，就觉得自己太奢侈了，于是要求给自己“减文章来源华夏酒报膳”；要么在观看宫女表演时，经常想到老百姓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要求“停乐”。可是老天爷似乎不领这份情，雨、旱、蝗灾一样不少照方全来，这让崇祯更觉缺钱，于是几次三番地“罪己”，周而复始地劝戒官员富户“慷慨解囊”，但总没有实际效果。

　　事实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明季北略》记载：当李自成进京之后，打开国库时，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惊呆了。“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是啊，谁看到这么一大堆银子能不呆呢？但崇祯皇帝怎么就“忘记”自己还有那么多私房钱呢？在国难当头之时，在号召他人“慷慨解囊”之时，为何不能做个榜样，自己先拿出银子助赈、助饷？

　　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其实他的性格弱点正是其悲剧的根本原因。

　　崇祯一朝，留给人们最光辉的记忆恐怕就是他苦心经营，终于铲除了大太监魏忠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忍、睿智的崇祯。无论是示弱保身，还是逐步剥离魏忠贤的权势，或是雷厉风行地实施抓捕，崇祯在此时的一系列举措都体现出他曾是一个高明的君主。但令人扼腕的是，崇祯仍然没有脱离开依赖、信任宦官的轨迹，最终更是听信宦官的话杀死了保护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袁崇焕，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崇祯走了一个来回，却猛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或者说他退步了更适合。崇祯的失败，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千万别做戴着眼罩的驴！

　　电影中有句经典的台词，“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上天，曾经给了崇祯这位想要重振大明王朝的皇帝很多次机会，却没有一个能实现。而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崇祯总希望自己来做红脸，而黑脸让别人来做，崇祯太把自己当聪明人了。崇祯的“聪明误事”，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不要把别人当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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