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之潘金莲  黄永玉 　　

　　与鲍鹏山认识已十多年，距读他的《寂寞圣哲》到今天也有九年。其间各有事累，难得存问。但有一个情景一直记得。那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坐在底下的他，对满台的高头讲章实在不耐，举手发问：你们如此脱离开文本谈问题，有意思吗？
　　
　　这里要说的不是鹏山的率直，做学问的人未必有此就是大德，而是他对这样一种治学方法的执着肯认与实践。当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争先恐后地引西学来裁量传统，不仅视角与方法，即标题和出注方式也一味拟同西方，而全不想彼之所以如此，有从语言到文化各种先天局限的影响。譬如，因为无法围绕多个对象穷尽搜讨，海量释读原典，只得选一人一事作精细的讨论；又因为难以觑定一个问题作擘肌分理的博观圆照，只得在注释中另为申论，以求合照。对这种但取小径，勿由大道；或横生枝节，强为安顿，乃至以跟风为“预流”，牛花茧丝，都拉开架势辨析，屑小物事，充全副精力发扬，鹏山最不乐见。尽管，这样的情形到今天仍不能说已经消停，在有的领域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但他能不为摇动，执拗地做自己喜欢的学问，既努力贴合文本，深入体味，又力避哲学的矫情与思想的做作，越十年不改而至于今，真的使自己的论说，揭开了文字背后的曲曲窔奥，还原了人性的深层结构。
　　
　　他的《新读诸子百家》着意探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尤着力描述在古代中国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下，人的坎坷命运与心路历程。其间，个人与体制调适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情伪与变态，最引动他的关切，是以笔墨所及，每有新见。如称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普通人说话的人，“庄子之住乡下，乃是他死心塌地的选择”，意在发见庄子思想对当日社会种种荒唐罪恶的拯救价值。又称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其思想与事功，而在其失败，那种“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将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敏感诗人之于过于圆滑的凉薄世情的紧张关系，揭示得入木三分。
　　
　　他的《中国人的心灵》还原的是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历史，就其当初的本意，是想写成文学史的，但最后的面目与一般文学史的呆定老套全不相干。相反，基于“文学是人类精神的避难所，并且将被证明是最后一个”的认知，它更多地将视角对准人心与人性，尤注意选取历代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或观点主张，有时一花一吟，几个字的赏析，照见的是三千年来，中国人理智与情感的关窍和肯綮。至于所揭出的“伤感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不但有人类基本的心理事实做依据，更符合古代中国人对人情事理的深彻体知。或以为，传统的中国，自有一种“乐感文化”，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但他看来，不管从哪个意义上论此“乐”字，“中国人骨子里就是悲剧性的”，“在中国人的感受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几乎都是令人伤感的，因为我们窥见了繁华背后的憔悴”，从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它是“哀感”的更通。“只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由于我们能充分体认到世界的荒谬与人生的悲凉，我们在日常表现上，往往倒是乐观的”。但凡读过庄子、陶渊明和苏东坡，我们就会承认，作者的判断很有道理。
　　
　　这里说到戏曲小说，它们也是本书的一大重点。作者对此，特别是对文学史上那几部代表性的经典小说，有十分精到的讨论。如认为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不易硬做好人坏人的判分，像有些无聊的红学家的那样。贾政、凤姐和袭人等在“道德上固然不高尚，但他们的缺点，却也是在基本的人性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这种普通人性造成的情感悲剧，才让人真正的感慨万端。又指出《三国演义》的道德水准与趣味都是民间的，既显得保守，又极为庸常；语言虽称精致，文学成就却甚为可疑。比之《西游记》来，语言虽显粗俗，但因取一种破坏与看穿的立场，反而更见识见的高迈，并更合符士人的趣味。而就它的主题而言，既无关压迫与反抗，也不为争底层的自由，只是有旺盛的生命力需要发泄，所以，小说中对立的双方不过是游戏的双方，又因作者对这双方力量对比的预设明显，遂使“阅读的快感就不来自什么悬念与结局，而是转向了对过程本身的欣赏”。小说中对具体人物如果说仍有褒贬，也多由社会层次转向人性的层次，由反映社会矛盾转向人性的缺陷。
　　
　　此外，他还指出《儒林外史》主题之深刻在于“反体制”，在于对这种体制外无所谓成功光荣、体面尊严的单一价值观，及其对人性的挤迫与扭曲有深刻无比的鞭笞。当然，儒林外更广大的市井也是如此，他照例通过比较来说道理。他告诉人，在《金瓶梅》中，究竟商人的金钱侵蚀了权力，还是权力导致了商人的堕落，是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当国家公权力过度占有社会资源，一切不道德才更容易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西门庆这样的，就可视为权力的受害者。小说中的他，在社会通行的语境里，不过是一“无恶不作”的坏人，但看看吴敬梓笔下的严贡生，一个被体制认可的“优行”的乡绅，实际上却“无作不恶”。两者相较，后者是不是更写出了一种坏的体制和价值。于此，作者的结论是，“好的价值会判断坏人，而坏的价值则不能”。
　　
　　凡此种种，入情入理的评判，不惟画人眼前，还画人心上与意外的洞彻与精到，更丰富地呈现在他对《水浒》的解读上。在他看来，作者之所以写此，无关农民起义，只是为了释放一肚皮的锦绣与牢骚，寄托对寒凉人世中一种温蔼暖意的思慕而已。其实，关于《水浒》是作者一泻胸中之积郁的产物，从金圣叹到胡适之都这么说，但可能他们说得简切了，今人偏不能信，也无从信起。鹏山以精细的分析，精辟的提点，抉幽显微，发覆祛魅，当他说“酒是我们和这世界妥协的理由和条件，酒调动的是我们自身的体温，却让我们感谢世界的温暖”，风雪山神庙中，林教头的英雄末路，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他还说，《水浒传》的妙处，金圣叹还没有说完。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对照我们一上来说的他的率直，真是有意思得紧。只是，我也曾在电视上看他说林冲，或许为了照顾大众的接受，多只是“非常非常”、“很好很好”之类，这还是鲍鹏山吗？
　　
　　遗憾的是，现如今人们只认识这样的鲍鹏山，并只知道开电视机有趣，相信开卷有益的日少。孰不知图像与声音更多刺激感官，不砥砺思想，它更容易造成的是被动的接受与肤浅的观察。哪里像阅读，能调动人整个心灵，形成思维的紧张。并且只有在阅读中，人才能体会一部好的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召唤结构。以是否抵达这个结构作标准，在电视上，鹏山只做了吆喝的买卖；在他的书里，包括已出的《新说水浒》与《新说水浒2》，我们才见到一个热忱而有见识的引路人，他以与古人“结心”之所得，告诉你必须知道并且也应该可以理解的更深刻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无疑是一个写得比说得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