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好酒，约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20出头。那段时间，正是我习画入门阶段，与画友们在一起习画之余，也常喝喝酒谈谈艺，不经意中好上了酒。黄镇国是我们中间最善酒的一个。他喜喝白酒，但不像时下人，作兴喝五粮液或古井贡什么的。那时喝的是“乙烧”，好一点的是“甲烧”，通称“白眼烧”，约50度光景。我们常喝“白眼烧”，喝啤酒。夏天也喝生啤，但不是像时下流行的瓶装“青岛纯生”，是散装的本地生啤，便宜。打生啤要自带一个塑料壶，大热天骑自行车去县前头口的烟糖公司门市部排队，买一壶生啤要同时出一身汗，但绝无怨言，一路兴高采烈。我们几个人喝酒的风格各不相同，镇国平时在家独自都要喝上几两“白眼烧”，所以坐下来说喝就喝，用不着劝酒；曹强喝酒理性，节制，其实他的酒量很好，从未见他醉过；方敏喝酒只是形式形式，劝一声喝一口，从不自觉；我的酒量并不好，但一端起酒杯就不犹豫，吐了好几回。我们那时吃酒完全是即兴行为，说吃就吃，只为兴致，只为开心，吃得自在，吃得潇洒。

　　但，现在社会上吃酒多是正儿八经约好的酒局，很少说吃就吃的。以前根本没有酒局的说法，有事找关系，也只是送两瓶“四特”或“尖庄”而已，送“汾酒”或“洋河大曲”已是大出手了，送“茅台”肯定是出大事了。像加薪、提干、分房这些大事，过去也就是送几瓶酒就可以了。我曾听说我的一位熟人（已记不清是谁了），单位里分公房，很多人在争，他没把握，便怀揣两瓶中档白酒，天黑后蹲在单位领导家前的花坛中，强忍着蚊子的叮咬，等领导家里“清静”后，将酒送进去，后来便顺利分到了房子。两瓶酒解决房子问题，那时的人眼界真小，贪得有厌。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70年代末80年代初，温州没有大型的酒店。名气最大的要数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上下三层，不过二三十桌。其次是广场路的华大利酒店。同事或工友“搭份吃”，都慕名到温州酒家或华大利酒店吃。通常吃的是5块或10块一桌的和菜，俗称“5块和”、“10块和”，每人只出5毛或1块，4个蝴蝶盘头，大鱼大肉10个菜。吃“20块和”的就不得了了。那时不时兴打包，吃不了打包会被人耻笑，所以吃光了才走，撑得要命。后来环城东路一大楼的二楼开了家“山外楼”（不知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规模不比温州酒家小。过了不久，在“山外楼”的旁边，开出了一家个体的菜馆，就是最早的“阿外楼”，三兄弟开的，规模很小。“阿外楼”生意做得活，菜便宜，味道也好，不久就把比自己大比自己高的“山外楼”给挤了。温州国营的酒店开始败落，撑最久的是温州酒家。我当时住在康乐坊，离“阿外楼”近，常和画友光顾“阿外楼”，可以说是“阿外楼”的第一拨吃客。那时的野生甲鱼便宜，我已有工资收入，兜里有几块钱，吃得起，常点。有时是香葱（洋葱）爆田鸡，加一盘宁炒鳝，已够三四个人下酒。那时还未流行吃“花酒”，单纯吃酒，吃菜，谈伦勃朗，谈梵·高，却不比现在吃的“花酒”逊色。我很怀念那时的吃酒。

　　时下的情形却不同，某科某所某处某局等，大多对吃硬酒已不感兴趣。究其原因，一是请吃的人太多，吃不过来；二是吃来吃去就是这些东西，“五粮液”也不过如此，真假难分，喝多了也上火；三是酒局上不是真的在喝酒，而是逢场作戏，有求于人或被人所求。求于人者喝酒谄媚，苦笑；被人求者喝酒也不轻松，身负“重任”。所以，这种吃酒，实际上已完全背离了吃酒的原意，玷污了酒的光辉。再有一种人，是怕酒损肝，菜伤体，他们惧怕三高，对美酒佳肴望而生畏，却对体检情有独钟，患得患失。这种心理在二三十年前是闻所未闻的。其实，适量饮酒对身体并无伤害，各种菜肴的营养对人体也是必需的，只不过是看你如何吃如何喝罢了。乐时喝酒酒健身，愁时喝酒酒伤体。酒之所以成为文化，几千年流传至今，酒之所以被称为美酒，让人意到神飞，难道没有喝它的道理？绍国兄对吃酒有一句名言，他说如若想喝酒又担心伤体而不喝，苟且偷生，那活着与死了又有何异同？此话虽有调侃之意，却触及吃酒的本意。想那鲜活之人，明知酒能使之心旷神怡，遇喜事时要有酒，遭痛苦时要有酒，却故意与自己过不去，拂乱天性，刻薄体肤，违背心意。实在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而于艺术家来说，“无酒的艺术虽也成艺术，但终不滋润。”这是书法家何元龙的说法，似乎于中也可得到一点启发。吃酒就要吃爽心的酒，吃了滋润，吃了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