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胡适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他一生中去过妓院的次数不能说十分频繁，但也实在不算少的。大致梳理一下，情况如下：

　　“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时间：1909年冬到1910年春，地点：上海），1909年10月初，胡适所寄身的中国新公学解散。这是胡适自1904年到上海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无所依靠、精神无所寄托时候。“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胡适日记全编》），不幸这时他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那么一点薄产，兄弟还要分家，母亲病倒，亲人亡故。只有十八九岁的胡适生活潦倒，“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日记》）他感到“前途茫茫，毫无把握”。“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胡适文集》）。看戏，打牌，逛窑子成为胡适排遣忧闷的三大方式。

　　于是，他便跟这帮狐朋狗友一起昏天黑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据他自己说：“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文集》）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胡适与妓女交往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旧历1909年12月14日，胡适授课结束，“过桂梁家，桂梁令书赠妓联，以不□（按：疑为“善”）书辞焉”（《日记》）。两天后，即12月16日，胡适与众友在雅叙园吃茶，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叫局”。“余素不叫局，同席诸人乃怂恿仲实令以所叫伎曰赵春阁者转荐于余，此余叫局之第二次也”（《日记》）。

　　旧历1910年2月2日，君墨邀胡适去一名唤花瑞英的伎家，说有要事商量，其实并没什么事，他只是看胡适曾称赞过此妓，以为胡适意有所属，于是以有事商文章来源中国酒业新闻网量之由将胡适招来。“花瑞英者，去年余于金云仙家观之，时与金韵籁同处，皆未悬牌应客。君墨亟称此二人，谓为后起之秀，余亦谓然。乃今年，二人皆已应征召，君墨仅得金韵籁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尝称此伎，遂以为意有所属，故今日遽尔见招”。“是夜酒阑，君墨已醉，强邀至金韵籁家打牌，至三时始归”（《日记》）。是年花瑞英年方二八，刚开始“挂牌营业”。胡适一干人便叩门而来。据胡适自云：“宣统二年（1910）春间，我和林君墨都叫过花瑞英的‘局’，那时她还是初出来的第一年。我曾为集一联云：‘倚槛观花瑞，攀林搴落英。’上许敬宗，下谢灵运。”（《日记》）

　　据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他接触过的妓女计有赵春阁、花瑞英、金韵籁、白玉茹、陈彩玉等人。要说明的是，逛窑子也并非只意味着皮肉交易。喝茶、打牌、作诗、献唱、陪聊亦是娼妓的种种服务项目，而胡适们也止于“打茶围”、“叫局”、“吃花酒”，只是在“池塘”走来走去，鞋子有点湿，但最终没有“落水”。

　　对于这几个月的放荡生活，胡适日后屡有忏悔。1914年，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他在戏赠朱经农的诗中写道：“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胡适留学日记》）他从此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