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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四溢的青铜酒具鉴赏

来源： 2015-12-21 14:13 作者：

图1 二里头爵

图2 兽面纹爵

　　1980年信阳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在罗山县蟒张后李商代墓葬M8出土的一个青铜提梁卣中发现了2公斤的残存液体，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化验表明系商代的酒。此酒历经三千多年，依然保存到现在，令人惊叹。由此我们将时光回溯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探讨一下商周时期的酒文化。

　　商代是一个十分崇尚酒的社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酒充满了强烈的兴趣，这可以在考古发掘和甲骨文以及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我们非常熟知的商代最后一个国君纣王，生活极端腐朽，“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从甲骨文记载的情况来看，商代酿制的酒至少有三种即：鬯、醴和醪。鬯是一种用黍酿制并加郁浸泡的酒。郁是郁金香一类的香草。这种特制的香酒，经常用于祭祀。醴是用稻谷加少量的酒曲，经短期发酵而酿成的甜酒。其原料在商代主要是禾(粟)，亦即谷子，去其皮为小米。醴酒性味甘美，性平和，所以可多次饮而不醉。醪表示有液体从容器中溢出之状。罗振玉释为酒字，今人多从其说。醪为何种原料所制，目前尚难确指。有学者说为一种用黍酿造而不加郁草浸泡的酒。

　　根据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看到商代墓葬中酒器的组合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贵族阶层的以妇好墓为例，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作为重器的容器有210件。而在这210件容器中，酒器就有155件，占整个容器总数的73.8%。中下层平民阶层以1969—1977年在安阳殷墟西区发掘的墓葬为例。小型墓有939座，有陶容器随葬的墓719座，而随葬酒器爵、觚的墓就有508座，占总数的54%。由此可见殷商是一个自上而下普遍尚酒和重视酒的社会。

　　在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器组合中，基本是以酒器组合为核心。这些酒器按用途可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最为常见的有爵、斝、觚、卣、尊、罍、彝、盉、觥等。其中爵、斝、觚是整个酒器组合中的核心，基本上贯穿了整个商代王朝墓葬礼器组合的始终。这些酒器按照不同的形制和纹饰可以分为三大期即：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青铜器仍受夏代青铜器的影响，比较简单，器壁也较薄。但爵、斝组合的成套酒器已经普遍出现，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系统已基本开始，纹饰以线条简单的兽面纹为主体，多单层平雕。中商时期表现在随葬青铜器的墓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虽然青铜爵和斝仍居重要的地位，但早商时期罕见的铜觚变得常见，觚、爵作用凸显；造型上开始向厚重发展的趋势，虽然保持了单层花纹，但却更为细密，有较多的高浮雕装饰出现。到了晚商时期，以觚、爵最为常见，成为青铜器组合的核心；青铜器制作也进入了繁荣时期，这时的青铜器一般较为厚重，造型新颖，花纹尤为繁缛精美，并出现了一批新品种，例如：方彝、觥等。现将商代时期常见的青铜酒器基本介绍一下。

　　1.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尤其是在商代，它是最典型、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礼器，是当时等级、身份的标志，是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器(西周以后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青铜鼎)，也就是说拥有爵的数量越多，身份、地位就越高。其主要特征是：有较深的筒状腹，口沿前端有长流口，称为“流”，后端有呈尖状的“尾”；流上接近口沿处或者口沿上靠近流的地方立有两个“柱”；器腹一侧有把手，称为“鋬”；腹底有三个尖而高的“足”，其中一足在鋬下。对于爵的功能，有人认为是饮酒器，也有人认为爵的双柱、高足及较宽的长流均不便于饮酒，同时部分考古发现的爵底部有明显烟炱痕迹，因而认为爵是煮酒器或温酒器。早在夏代就已经出现了爵，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酒器——爵，例如，现藏洛阳博物馆的爵，通高26.3厘米，长31.5厘米，197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图1)。商代的爵，如现藏河南博物院的兽面纹爵，高18.7厘米，流尾长14厘米，1954年郑州出土(图2)。

　　2.斝，既是饮酒器又是温酒器。其形状似爵似角，但较大，有三足、两柱、一个鋬手，圆口，平底无流及尾。玉制的斝被称为“斝耳”。例如“徙”斝，商代，通高37厘米，口径20厘米，底内铭一“徙”字。1968年温县小南张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图3)。

图3 “徙”斝

　　3.觚，用以盛酒和饮酒，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礼记·礼器》中记载：“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觚。”例如觚，通高28.4厘米，口径16.7厘米，圈足内铭“”字。1983年安阳市大司空村南商代墓葬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4)。

图4 觚

　　4.卣，一般为椭圆形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有圆体的，也有其他体形，如兽形等等。卣在商代很可能是专门用于储盛高级香酒鬯的器皿。用以装这种酒，所以有盖，是为了能保持香气不散发或少散发。文章开头提到，在罗山县蟒张后李商代墓葬发现的2公斤酒，就是装在青铜提梁卣中，可以推断发现的酒很可能就是鬯。例如“祖辛”卣，通高25.5厘米，口径9—10厘米，1965年河南省辉县褚丘出土(图5)。

图5 “祖辛”卣

　　5.尊，主要是盛酒。据载，当时人宴请贵宾时，往往不是直接奉上酒杯劝敬，而是将一个盛酒的尊奉送到宾客面前，以示尊敬，因而称为“尊”，现在流行“尊敬”大概就是源于以尊敬酒的习俗吧。尊多为鼓腹，侈口，高圈足，形状不一，有圆的，也有方的，多以作鸟兽形制。例如“妇好”鸮尊，通高45.9厘米，口长16.4厘米，内壁有“妇好”二字铭文。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图6)。

　　6.彝，出现在商代晚期，古籍中对这种酒器尚未见具体的记载，是后人对于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如“彝器”、“彝尊”等。过去，史学家对某些不能恰当定名的青铜器，也泛称“彝”，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方形的青铜器，称之为“方彝”。目前国内很多家博物馆收藏有带“彝”铭文的器物，专家们都认为应当是盛酒之物。例如“妇好”铜偶方彝，高60厘米，口长69.2厘米，口宽17.5厘米。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图7)。

图7 四羊方尊

　　7.觥，用以盛酒和饮酒，已出土的觥中还附有小勺，用以酌酒。觥多制作为兽形，背部有盖，一般为椭圆形腹，也有的为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有鋬，盖多为带角的兽头形，或长鼻子卷的象头形。例如，“司母辛”四足觥，通高36厘米，通长46.5厘米，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辛”三字铭文。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图8)。

图8 饕餮纹罍

　　商代如此大量酗酒和商代是一个重视祭祀的社会分不开。《礼记·表记》上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也就是说商代重视祭祀祖先和神灵，这在当时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大量的酒祭祀神灵在商人的生活中十分普遍。例如甲骨文卜辞记载，武丁一次就曾用一百卣的鬯酒为祭。卣的容器大小不等，一般可容酒2—3公斤。以30卣计算，每次用酒量就达60—90公斤。然而，这只是为祭祀妣庚一人的用酒量。可见商代祭祀用酒量的可观。在祭祀的同时，人们也大量饮用酒，借助于酒精到达一种神思恍惚或极度兴奋的境界，从而可以更好地和神进行沟通，酒成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和桥梁，从这方面来说殷人把酒看成了神圣之物，更加促使他们对于酒的崇尚。

　　商代被周代灭亡之后，周人认为是因为商人大量酗酒才导致商代的灭亡。《尚书·酒诰》上说，殷商都邑内“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周初青铜器“大盂鼎”上也有铭文记载：“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可见周人把殷人亡国的原因直接归咎于酗酒。为此周人吸取了殷商灭亡的教训，在全国进行禁酒。他们认为上天造酒不是为了给人享受，而是为了祭祀，并规定周人不得“沉湎于酒”，不得“群饮”，违者处死。包括对于贵族阶层，也要强制戒酒。这表现在周代的墓葬中就是酒器数量在整个青铜器组合中明显地锐减，食器却大量地增加。直到西周中后期，酒器像爵、觚、斝已逐渐消失，基本不见，食器成为青铜器组合中的核心。

　　与相应的禁酒政策相应，周代在具体饮酒的礼仪中也出现了一种配套的青铜器——禁。禁是一种案形器，是我国周代贵族在祭祀或宴飨时放置酒器的用具。据《仪礼·士冠礼》东汉郑玄注：“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从这一注释中我们知道，古人之所以将禁称之为禁，其主要用意和目的在于要戒酒。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云龙纹铜禁，通长131厘米，通宽67.6厘米，高28.8厘米，重94.2公斤，现藏河南博物院(图9)。

　　关于禁是怎样施行禁酒功能的，有学者认为，周初的士大夫阶层每次祭祀或饮酒的时候，都会将酒装入壶或尊内，然后将壶放在专门的禁上，以表示此次用酒的数量，以示禁酒。宴飨的时候，用勺从壶(尊)内挹出酒浆，一勺一勺均分给众人，直到酒罄为止，不再添加，以此来防止饮酒过度，施行禁酒之实。还有学者考证，在举行盛大礼仪活动的时候，禁上应是放有两个壶，尊者处在尊位，面前的禁上两壶，一个盛有酒一个盛玄酒，并将玄酒放在左边尊位上；卑者处在卑位，面前的禁上两壶皆是酒，而没有玄酒。所谓“玄酒”，东汉郑玄注：“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可知玄酒就是新出河或井内汲出的新鲜水。将水放在壶内，与酒并陈于禁上，而且玄酒还要放在尊位，这样一来，使原本已经限量的酒又少了一倍，而且这种待遇只有尊者才能享受，这应是西周统治者倡导的又一禁酒方式。

　　随着两周逐渐的衰落，禁的造型与装饰也相应地演变为衰落的趋势。但十分有趣的是，禁面上盛放的限酒的用具也在不断地变化，但演变的趋势却和禁的演变趋势完全相反，是体积的不断增大，盛酒量的逐渐增多。可见禁的戒酒的作用也越来越小，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情形的出现，西周初期所颁布的禁酒令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了。

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