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十四五”（2021年-2025年）期间中国酒业的问题时——这里的问题，更多是指在行业转型、市场变化和消费趋势把握上出现的战略性偏差或应对不力，而非某个具体企业的经营失败。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行业在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期的必然阵痛。

总体来看，中国酒业——尤其是白酒行业在“十四五”期间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高端化和提价寄予的厚望与路径依赖

许多酒企，特别是名优白酒企业，将“十四五”的增长战略简单等同于产品高端化和持续提价。它们不断推出千元级甚至更高价位的新品，忽视了价格与价值、品牌力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

结果价格泡沫与库存积压，导致渠道和经销商囤积了大量的高价酒，期待升值。但当消费力减弱时，这些高价酒出现动销困难，导致社会库存高企、价格倒挂——出现批发价低于出厂价的现象，严重打击了渠道信心。

还有部分企业脱离核心消费群，过度追求高端产品，导致产品结构与实际大众消费、商务消费脱节，失去了部分基本盘。

对可能出现的相关政策影响反应迟缓

行业对“十四五”期间可能出现的房地产行业调整以及严格的“禁酒令”等政策影响估计不足，许多企业仍沿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乐观预期来制定产能和销售目标。

政务和高端商务需求的锐减，使得高端白酒的礼品和宴请市场受到巨大冲击。

与此同时，产能过剩风险显现，在酒企前几年繁荣期规划的扩产项目，陆续在“十四五”期间投产，但市场需求却在收缩，导致行业整体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

在年轻化和国际化上的探索成效不彰

虽然几乎所有酒企都意识到要吸引年轻消费者，但很多尝试仍停留在包装改良、推出低度酒或果味酒等表面功夫，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白酒辛辣、易醉的消费体验和文化叙事，与年轻一代追求的微醺、悦己、健康等需求存在隔阂。换言之，年轻化流于表面。

再就是国际化进展缓慢。中国白酒的国际化仍然主要依靠华人市场，未能真正打入欧美主流消费市场，文化差异、饮用习惯、标准认证等问题依然是巨大障碍。“十四五”期间，酒企在这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有限。笔者曾撰文《国际化将构建中国酒业新“黄金十年”》，但这一进程雷声大雨点小，导致行业增长后继乏力，无法有效开拓新的增量市场，陷入内卷式的存量竞争——对中国国际化认识不够、抓手不多、结果不理想。

应对新消费趋势的创新能力不足

面对洋酒、精酿啤酒、威士忌、无酒精饮品等多元酒饮的竞争，传统酒企尤其是白酒、黄酒和葡萄酒的创新显得保守和缓慢。在营销方式、渠道建设，如线上直播、社群营销等方面，也落后于新消费品牌。

结果市场份额被跨界竞争者侵蚀，年轻人可以选择低度预调酒、精酿啤酒、威士忌等多种饮品，传统酒类的不可替代性正在下降。

数字化转型的曲解与渠道冲突

近年来，许多酒企纷纷推进数字化转型，如自建APP、小程序商城等。但部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成了绕过经销商直接卖货，引发了与传统经销体系的冲突。

如此这般，不仅破坏了企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渠道生态，更导致经销商忠诚度下降。真正的数字化，应该是利用数据赋能渠道、优化供应链和精准营销，拥抱消费者是核心，而非简单地去中介化。

以上问题在白酒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部分二线名酒品牌盲目对标茅台、五粮液，推行直销，强行将主力产品价格拉升到千元价位，结果在市场遇冷时首当其冲、渠道崩盘。

中国葡萄酒在“十四五”期间发展放缓，未能有效应对进口葡萄酒的竞争，也未能抓住国货国潮机遇实现品牌复兴。在营销上依然偏重传统渠道和团购，与新兴消费群体脱节。

啤酒行业相对成功，其高端化战略更为扎实，通过产品升级，从工业拉格到精酿、白啤等实现了价值提升。但其问题可能在于部分区域市场的高端化过于激进，导致价格带出现空白，被竞争对手乘虚而入。

“十四五”期间，中国酒业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在“黄金十年”后形成的成功路径依赖，导致了酒企对新环境、新趋势的集体性不适应。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诸多酒企过于强调“价格=品牌”，忽视了消费基本盘和渠道健康度；过于关注存量博弈，忽视了培育新兴消费市场。

进入“十四五”中后期，行业已经开始进行深度调整，包括控货稳价、去库存、发力中端价位带、尝试更深入的年轻化沟通等。

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带来的教训，正在促使中国酒业走向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十五五”未来可期。（作者系酒业公益品牌酉贤创始人、黄河酒文化渊源探索发起人、酒业观察家和培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