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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沱牌舍得发布定增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27.32亿元，用于酿酒配套工程技术改造等项目，天洋控股作为股东直接参与了本次定增项目。
这是2016年天洋集团入主沱牌舍得后的一大举措，它意味着沱牌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化，天洋控股在资本领域对于沱牌舍得的控制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沱牌混改进入尾声，汾酒“混改”高歌猛进。
2月23日，汾酒集团与山西省国资委正式签订2017年度及2017至2019年任期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按照权责利统一、对标先进、正向激励的原则，确定了汾酒集团未来3年的酒类收入及利润考核目标，由此拉开山西国资国企改革的序幕，汾酒勇当山西国企改革排头兵。
这份责任书的签订给汾酒人带来了压力，同时也给“混改”带来了多重助力。国资委向汾酒集团下放了财务预算、人事权、投资计划等8项实权。汾酒在6月分推行了人事改革，集体解聘销售公司经理层等副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采取组阁聘任的用人机制，逐步向市场化用人机制过渡，为后期的“汾酒速度”奠定了基础。
12月16日，象屿汾酒（福建）销售有限公司在厦门成立，这是汾酒在营销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三家公司，也是汾酒集团2017年以来推进营销改革的一次重大尝试，具有非常现实的象征意义。
2017年的汾酒改革，仅是一个开端。2018年，汾酒提出营销营销系统要深化改革。其中，各项改革措施要扎实落实到位，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以及要加快混合所有制合资联销公司的建设等。
混改是本轮行业调整中白酒行业改革的重头戏，雷声很大，但步子迈得很谨慎，五粮液、老白干酒、沱牌舍得、山西汾酒有所发挥，其他酒企混改“靴子”至今未落地，比如金种子等。
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样，“混改”不是一剂神药。对于“混改”，也许我们得学习胡适提出的那种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的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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