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中国对美贸易发生了新的纠纷，散布在华盛顿K大街的律师事务所就财源滚滚而来(收费额每次从5000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因为在华盛顿没有可以站出来为中国公司说话的人，所以只能求助于美国律师，解决贸易纠纷中的每个小问题，如关税、倾销、知识产权、配额、制裁、新的质量监测标准、以及安全监控等。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养肥了华盛顿的律师们，并帮助他们从中美商业的发展中获利。

　　可以代表中国企业在华盛顿直接提出意见，并传达美国意向的声音在哪里?中国企业家们何时才能一同定期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政界领导人、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共同参加会议和讨论美中贸易机会，以增进相互了解和相互之间的友谊?中国企业领导人何时才能与美国的相关利益团体，建立起真诚的深厚友谊，相互熟稔，彼此彬彬有礼?

　　这些关系能够避免许多潜在的误解。而目前这些误解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斥巨资聘请陌生人(律师)提起诉讼。中国企业家经常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单独访问华盛顿，以解决业务活动中的某些特殊问题，但目前尚未出现任何长期的、正式的中美商会组织，能够帮助中国商界人士与华盛顿的决策者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

　　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利森、微软的比尔·盖茨和波音的菲利普·康迪特，均时常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政府和商界人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来，驻华盛顿和北京的美国商会，为他们建立这种关系铺平了道路。TCL的李东升，华润创业的宁高宁，或者海尔的张瑞敏，多久访问华盛顿一次，并与之在美国政府、政界和商界的亲密好友进行类似的谈话?太少了!中国许多老总根本不曾结交过华盛顿的朋友。事实上，不存在能为他们搭桥铺路的商会组织。

　　日本企业在华盛顿有日本商会，欧洲也有欧美商会，更不用说阿根廷商会、德国商会和其它许多国家的商会。中国在华盛顿和马里兰等州都设有半官方的商会组织，但却不曾建立全国商会。

　　事实上，中国在美国也设立了一些商业协会，但这些协会的主要职能是发展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业务联系。中国纽约商会中有许多中国大陆企业代表，但这些企业代表没有帮助中国企业与华盛顿权力机构建立起私人联系。目前的商会组织是没有资源和能力协助中国企业家与美国决策群体建立联系的。

　　中国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强国，并且无疑是美国杰出的贸易伙伴。中国应该在华盛顿建立起富丽堂皇、并且合乎自身利益的中美商会，以促进双方商界和政界高层次的对话与友谊。今天许多需要在律师费用上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商会与华盛顿之间的相互理解而预先解决的。这并不是说，中国企业就不需要聘请美国律师，而是说这些律师不能再因为中美商业友谊的缺席而受益。

　　以下是一些由于没有商会的帮助，而导致事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局面的例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一项关于中国电视在美国倾销的起诉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这项诉讼是由一家小型电子公司——五河电子创新公司(Five Rivers Electronic Innovations)提出的。该公司在五年前飞利浦结束在美国的Magnavox公司的彩电生产后，收购了其在田纳西州的一部分资产。这项诉讼还得到了两家工会的支持。控方提出要对从中国进口的电视追加84%的关税。

　　事实上，当今的美国并不存在电视机制造产业，但是一家公司和两家工会仍是毫不松懈地对从中国进口电视“旧事重提”。按照康佳的总经理的说法，“康佳在美国的定价建立在成本和合理的利润之上”。但是这并不是ITC计算公平价格的复合公式。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倾销”的案子，而是一场关于自由贸易和华盛顿的政府保护主义之间的政治乒乓球赛。如果中国电视制造商需要在这些对立的势力之间进行调停，他们至少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个活跃的声音。他们需要一个商会论坛来辩驳这些不实的指控，而不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支付天文数字的诉讼费用。中国电视制造商应该对加诸于身的“倾销”罪名奋起反抗。

　　让我们再看看对从中国进口的糖精增收的329%的关税。PMC是一家美国公司，也是西半球唯一一家生产糖精的制造商。由于不愿看见中国进口产品使该业务竞争性加大，这家公司设法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许可了其垄断地位。如果存在一个活跃的中美商会从中斡旋，就可以为这类事件建立一个较为公平的政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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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