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台静农由青岛到北平度暑假。卢沟桥的轰然一击震惊了整个中国，敌军进了北平城，“坦克车巡回驰驶着，地都是动的”。负了历史文化使命的北大，留守古都，却也孤立无援，遂请台静农到南京与胡适商量北大将来的问题。一路南下，满怀怆然，古老的中国命运如茫茫碧海，前途已不可想象。然而这国破山河在的时会，不过是他身经动荡的开始。

　　二十几岁的台静农即已有所建树，由未名社出版的小说集《地之子》使他蜚声文坛。这位中国新文学的燃灯者，带着悲悯淑世之心，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时候，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是不幸的事吗？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地之子》后记）

　　而读《建塔者》的后记，便窥见这犀利的批判者灵魂深处的痛苦：“我未曾接触着那艰难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灵魂深处，我的心苦痛着，其实一个徘徊于坟墓荒墟而带着伤感的作者，有什么力量来渲染时代的光呢……且以此纪念着大时代的一痕罢。”

　　1946年，中年的台静农渡海赴台，负责抗战胜利后的台大接收事宜，本想是简单的驻足，难料竟在岛上度过余生四十四载，望乡终老。“当时我的书斋名之为歇脚庵，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然忧乐歌哭斯者四十余年，能说不是家吗……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其间，能说不是大事。”（《龙坡杂文》序）

　　若说人生遇合皆前定，许多人不信，然台翁却言就有此事，且这一参差，竟往往是一生的憾事。丙戌一渡，别过杏花春雨江南，别过牧童遥指，渭城轻尘，也别过少年侠气，翘勇豪纵。由于与鲁迅等左翼文人的密切关系，台静农深为情报单位的盯梢所苦，平日已噤若寒蝉，更不要谈文学创作了；昔年挚友许寿裳因在岛上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新思想在家中被害；台大中文系前任系主任乔大壮，因拒绝镇压学生运动辞职，时年七月在暮雨潇潇的苏州投水自尽……怅平生，师友凋落殆尽，只余幡然一叟，这于台静农来是说不出的怆然，即是有“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的苦叹，也不能不凄然于“缅想故人，墓有宿草。可是温良恭俭的风貌，犹在眼前，而晤言谈艺之乐，已不可再得，能不为之惘惘”。

　　陈独秀年少时在杭州与台静农先师沈尹默先生是朋友，陈独秀有诗云“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轰饮酒垆，一派诗酒豪情。又寄怀尹默先生道：“雪峰东奔向岣嵝，江上狂夫碎白首。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台静农最喜爱的是鲁迅先生的那种“他就跳到半空，骂的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的精神，书生意气，而今恍然如梦，“今世的落叶，只有随风飘到哪里便是哪里了”。台静农爱酒，喝了一辈子酒。早年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常与老舍等朋友吃馆子，喝老酒，即墨老酒。在开了几世代的小酒楼上，人人酒酣耳热。1941年，台静农与老舍重饮于重庆，老友重逢，虽人都苍老了不少，精神却是愉悦的，面上苦闷的条纹也暂获舒展。南渡后，学生言其无论冬夏，总有教人喝酒的理由。他教授中国文学史，不讲唐诗宋词，却独爱屈原与竹林七贤，常言 “痛饮酒，谈离骚，可为名士”。心有郁结，且以饮酒解胸中块垒吧。

　　酒旗箫鼓，只余依稀旧迹，台静农的人生依然甘醇如酒，天真淡泊，浓香醉人。由于时局的原因，渡海后的台静农寄意书艺与教育，临危受命担当台大中文系主任的重担，他是奠定中文系的学术传统的开拓者。他或是与学生们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或是兀自坐在桌前索解着人生的萧然，他也会与学生一起玩“母鸭带小鸭”的游戏，极为认真。他的文字同他的耿介笃实一样振奋人心，启迪民智。

　　“家有宝山，却像空无所有的篓子，真是说来惭愧。民族文化应如长江大河，永远的波涛壮阔不息的前进，若凝滞不前，便成沟浍，终有枯竭的一天。我不是国粹主义者，说什么都是自家的好，但祖先既然留下了好的遗产，我们得承受发扬，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与精神，站在人家面前，才可以抬起头来。”（《艺术见闻录》序）筚路蓝缕，于日本殖民文化横行的台湾岛上传习汉语，又像一个顽童，磊落倔强，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传统。他称钱思亮先生为粹然儒者，一生为教育文化，既竭尽智慧与生命，而其生平行事，清正自守，不苟且取容，“潜心锐志，生死以之”。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呢？

　　《酒旗风暖》（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收《龙坡杂文》、《回忆台静农》、《静农散文集》、《我与老舍与酒》等书中的文章六十余篇，卷一，生平回顾，5篇；卷二，怀念忆旧，19篇；卷三，序跋读后，39篇。以文学史料的眼光，在每文后加注说明，查明其首发的刊物，以及首次收入成书的书名及时间，是编者独运的匠心，有助于读者了然于台老与所提及人物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