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6万古李杜诗

　　千年酒四川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固守西南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文/国家历史主笔 庄秋水

　　蜀人好酒，造就了性格中的豪侠之气。而在中国文化中，诗酒文章往往相提并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为李白所“画”的这幅肖像画，固然可以挑剔出这位诗人纵饮不羁和游戏人生的意味，但若没有酒，便没有了天马行空的浪漫，李白便死了。

　　诗人们的描述，千载之下，仍然令人如入醉乡。诗人张籍描写了酒肆林立的成都：“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在成都流连的李白一定也在那些酒店里喝得酩酊入梦，梦中还有一位当垆的美女出没。诗人李商隐干脆就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为成都的享乐主义盖上了千年不褪的印章。

　　东坡先生就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心了然。……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近有余。”所谓“书到读透处，酒于微醺时”，这才是真正会喝之人。

　　北宋的苏子美，和唐初的陈子昂一样都是梓州人，他年轻时住在老丈人家，常常夜间豪饮，老丈人有些吃不消，也很奇怪，派了一个佣人悄悄观察。一晚，看苏姑爷在书房里，取出一册《汉书》，翻到《张良传》，一旁放着酒。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不中，便激动地用力在桌上一拍，大声说道：“击之不中，可惜！可惜！”说完，斟酒一碗，一饮而尽。一会读到张良对刘邦说：“臣始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时，苏子美双手抚摸桌子，自言自语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 ”于是又斟酒一碗，一饮而尽。老丈人听了佣人的汇报，高兴地说：“有这样的下酒菜，每日斗酒，不多不多。”以《汉书》下酒，直通蜀人狂傲的精神深处。

　　蜀人不但好酒，而且善酿。《华阳国志》中说，“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意即为：好米酿好酒啊，可以奉养我的爹娘！看着美酒汩汩流出，酒香飘散于湿润的空气之中。

　　蜀中美酒，连皇帝也难以抵御，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一天，唐德宗李适专门召开一次特别的廷议。郑重其事地面谕朝臣，要他们讨论是否要将剑南道绵竹的“剑南烧春”上贡。

　　绵竹在四川盆地西北部，是历史上有名的川酒发祥地之一，2003年4月到2004年11月，考古学家对剑南春 “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绵竹酿酒业的千年历史延续。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生产要素齐全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酿酒作坊群，而且还发现了宋代堆积层。

　　绵竹在宋代生产的酒名“蜜酒”或“鹅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之时，一位老相识、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到黄州看望苏轼，与他同游赤壁，饮酒赋诗。杨世昌将蜜酒的酿造法送与苏轼，苏轼十分高兴，作了《蜜酒歌》回赠。在诗前小序中他写道：“西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方，作此歌以遗之。”他赞美蜜酒：“三日开瓮香满城”。我们从他的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位政治失意、家人离散的词人“欢饮达旦”以至于要“把酒问青天”。他还写过一篇《酒经》从制饼曲到酿造，无不备述。固守西南边陲的川人，精神中的那一份放旷，正是在酒里浸泡出来的。

　　元人陶宗仪《说郛》引《成都古今记》云，成都有“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当然，每月的专业市集都离不开酒，而十月举行的酒市，大概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的交易会和评酒会。据费著《岁月纪丽谱》载：“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游乐免不了要饮酒助兴，史载宋代成都每年仅游宴一项增加的榷酤(酒税)之利应达“千万贯有奇”。

　　蜀中的另一名酒是郫县的郫筒甜酒，用天然竹筒代替酒器，甜美清冽，从唐代一直流传到清代。陆游在四川为官八年，回到故乡绍兴之后，念念不忘喝郫筒酒那种沁入深心的感觉：“未死旧游如可继，典衣犹拟醉郫筒”。直到清代，袁枚《随园食单》里的美酒座次里，郫筒甜酒仍位列第三。数千里之外的袁枚，写下了他喝了一筒郫筒酒之后的感受：“郫筒酒清冽彻底，饮之如梨汁蔗浆，不知其为酒也。”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诗人陆游写下了这首《剑门道中遇雨》，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从军的豪情壮志消磨在了酒肆和歌院之中，难道只是为了骑着驴子，踱进剑门，做一个消闲的诗人吗？“锦江烟火，卓女烧春浓美”，成都的老百姓只要养家，过安稳的生活：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褌。

　　蜀中的酒不但让蜀人陶醉，更令外人解愁，因为酒，他乡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故乡。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寄居四川的诗圣杜甫，连呼“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其豪饮之状，竟也不在李白之下。这位谨严的诗人，不知道是不是在蜀中成为了一个饮者？

　　苏轼出川——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的紧密一环。

　　文/国家历史记者 刘永峰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春天，未满20周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陪伴下，离开家乡，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路程。一路上，他们走出剑门、翻越秦岭、经过关中后，继续向着东京汴梁跋涉而来。

　　时节虽然已是四五月份，但在北方的崤山地区，偶尔还会有寒冷如冬的景象。这一天，父子三人在路过陕县二陵道的时候，寒风冷峭，纷纷洒落的白雪覆盖了崎岖不平的山道，使得路径难辨。他们乘坐的大马，被盖在雪下的乱石绊倒在地，折断了蹄脖，痛苦地呻吟着，不久死去。苏氏父子只好徒步在雪地里艰难地前行。向晚时分，他们投宿在渑池山间一家寺院。那一晚给初出远门的苏氏兄弟留下美好的回忆，寺里的老和尚不仅盛情款待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过客，而且在客人临走之时，还将寺内仅有的毛驴赠送给他们。苏氏兄弟感动之余，便做诗题写在寺院的墙壁上。然后，父子三人乘着毛驴在融化的雪地里离开渑池，向东而来。

　　在苏轼的一生沉浮中，这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它却属于一个伟大时代渐渐开始时紧密的一环。

　　唯蜀有才

　　即便不论苏家的诗书传统，历史上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等这些“奇瑰磊落”的人物，也都是从那块隐藏于西南一隅的神奇土地上走出去的。这些走出四川的学人，所取得的成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最顶尖的：司马相如是汉赋写得最好的，扬雄是汉代最为博学多才的作家学者，慷慨高蹈的陈子昂唤醒了唐诗的风骨，李白是唐诗作得最好的两人之一，而另一人晚年也入川了。于是，早在东汉，班固就已在感叹四川“文章冠天下”了。

　　而孕育出这些人才的四川，却悬隔四海、远离中原，也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理上天然内向，而通往外界的水路、陆路都是那么凶险，极易造成四川的封闭与独守，我们却又看到它在文化上竟是那么开放。这是一些颇为费解的问题。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四川地理的内向，客观上为川人出川带来重重阻隔，但在心理上却激发了川人“走出夔门”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弹，一种义无返顾的跨越。古蜀先民为了开拓视野，从未停息过蜀道的开辟，这一传统，也为后世川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闯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四川从不畏惧与外界的交流，但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最为强大的时候，它们的影响才能波及西蜀。因而当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打通入川的蜀道时，四川所吸收到的也往往是最为浩荡充沛的元气。这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中原最优秀的文化往往浩然长存，并与当地的血统不断交汇融合。这也许是为什么四川的人才常以气象“大”而著称的原因吧。

　　李白出川之后，四川再次选择了沉寂，仿佛故意以漫长的积蓄，而等待下一次的爆发。果然，北宋1037年，四川倾其厚积300年的元气开始了又一次造化，而这一次它选择了眉州，选择了苏轼。

　　眉山钟秀

　　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人若诞生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么他往往能得益于天地间丰沛的灵秀之气的滋养。

　　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年底，当苏轼诞生的时候，他所降临的人间，便是这样一个清秀美丽的地方。当时，眉州虽然不大、但依然舒适别致。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路旁的荷花盛开，香气弥漫。像四川其它很多地方一样，这里山川秀美、景色迷人。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描写苏轼的故乡眉州：“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这样的山水足够滋养出元气十足的性灵了吧。

　　当苏轼长到八九岁时，眉州的山间水上已经留下了他弱小的身影。他都是带着更小的弟弟苏辙一起玩耍，有山可登，有水可游，哥哥总是提着衣服先到。碰上不能过去的地方，小苏轼先是怅然很久，等到“翩然独往”时，则“逍遥泉石之上” ，采撷林花，摘拾涧中的野果，渴了就喝一口溪水，见到的还以为是个神仙。

　　以后，在天庆观、在连鳌山栖云寺、在三峰山、在实相寺、在青神山唤鱼池上，苏轼登山临水、诵诗读书，他慢慢长大了。

　　清秀山水很容易使得年轻的苏轼陶冶出诗意的情操，而父亲也开始亲自教诲两个儿子，此外，苏家本有家学渊源。根据其家后来所修的族谱，眉山苏氏的始祖乃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苏味道，而与其并名的另一位诗人杜审言则是后来诗圣杜甫的祖父。唐之后，中原动乱，蜀中相对安定，大姓家族仍保持了士族旧习，虽政治特权不再，“但文化上的优越性、经术传家的传统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还不衰息。”

　　随着两兄弟年龄的不断增长，苏轼、苏辙也日益展现出卓异不凡的才学天分。于是，嘉-元年(1056年)，苏洵带上苏轼、苏辙两个儿子，拿着朋友张方平写给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介绍信，就上京赶考去了。

　　佛老情缘

　　如果说雄奇灵秀的山水赋予了苏轼诗人的性灵，那么古代四川浓郁的宗教气息则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到这个眉州人的气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她成为各种宗教扎根繁盛的理想之地，正如晋代葛洪《神仙传》中所言：张陵“闻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将弟子入蜀于鹤鸣山隐居。……依法修炼。”川人李白也曾在诗中感叹：“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与中原文化重礼、荆楚文化重巫不同，巴人重鬼，而古蜀则是重仙。“仙国”正是古蜀的特色“魂为心灵，魄为体灵 ”，蜀人对灵魂的思考开始得很早，但它不是悲观、厌世的，而是乐观、幻化而浪漫的。在蜀人早期的浪漫想象里，蚕丛鱼凫的传说，望帝魂化杜鹃的梦幻都反映出这种“仙国”色彩。因而在汉代，道教在形式上最早从四川发源；唐代，四川的道士更是因“能以精诚致魂魄”而天下闻名。

　　在苏轼的家乡，佛家的影响也同样显著。在离眉山不远处，便是佛教圣地峨眉山，及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可见当地敬佛之盛。而佛学界素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的说法，又可见四川佛教水平之高。

　　这样的环境，使得苏轼从小便跟佛老结下了情缘。时人惠洪《冷斋夜话》引了苏轼一句话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曾梦到一个身体颀长且一只眼睛失明的僧人，前来投宿，于是第二天便产下了苏轼。

　　如果说用这样的记载来解释苏轼的佛缘不免有些夸诞的话，那么苏轼从小与道家的接触则是具体实在的。苏轼八岁的时候入小学，便是在天庆观跟随张易简道士学习三年，在道观内跟随一个道士完成童子业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同学中，还有一位叫陈太初的道童，常与苏轼一起讨论周易，后来学成得道，在元祐末年尸解飞升了。

　　后来，大概不能学习做诗的缘故，苏轼离开了天庆观。十三岁时，兄弟两人便跟着父亲学起了圣人经济的文章，终没有进一步被仙山佛国所诱惑。但我们知道，几十年后，苏轼被贬黄州时，正是借以佛老思想才实现了自我生命的一次超越，也使得儒、释、道第一次如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考察中国文化史上这一成就时，除了宋代文化的成熟，它的实现是不是也应该与苏轼很小就已被古蜀的佛道气息所启蒙出的慧根有关呢？

　　北出剑阁

　　第一次出川的时候，苏轼还未满20周岁，而苏辙也仅仅是个18岁的少年。但父亲似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两兄弟出川进京以“骋其逸力”了，这固然与二人年纪轻轻就展示出天才的禀赋有关。另一方面，熟知蜀地风物的苏洵，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虽然“天下之地，险固沃美无如蜀者”，但安逸的环境又极易使得“人性骄侈”、“嗜利而好荡”。父亲也不愿让那紧紧包裹着巴蜀大地的崇山峻岭再禁锢儿子们的前程了。

　　出川的道路自古都是凶险的。从蜀中到京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陆路，一条水路。陆路北上出汉中，穿越秦岭的一些山谷，到达汉中，然后东折；水路即沿长江出三峡，到荆州一带后换陆路北上。

　　1056年，苏氏父子三人经由成都北上、西出剑门，走的便是陆路。几百年前，这条路的艰险被另一位走出四川的天才诗人这样描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路上山高回日，深渊万仞，古木藤蔓遮天蔽日，不但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没法攀援……其实走水路，要经过举世闻名的三峡，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 。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 “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他都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虽“无求于君”，但也尽心尽力、“实无负吏民”。

　　61岁那年，苏东坡被贬居海南，仍然坦然自处，他自己酿酒、种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在菜园里还种上药草，不仅自己调理，还施与别人治病。那时候，苏东坡常以圣人自比，因为他确信领悟了人的生存价值。正是这次贬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思想和文学都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文化巨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在遥远的海南岛，已准备终老天涯的苏轼，接到了朝廷恩准其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于是，六月初，苏轼离开了已居住三年的儋州，并在二十日的夜晚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北还的路途。渡海之后，他先是在雷州半岛盘桓一月，然后奉命继续北上。这是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就像是一只春天归来的大雁，从南到北，一路奔波，不遑起居。每到一处，他寻访旧友、凭吊故人，然后又要起身到下一个地方。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与他走出的故乡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