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酒“罢工门”不是发生在一个企业内的单纯事件。
      目前，郎酒“罢工门”风波已经逐渐平息。在郎酒总经理杨先本的出门调停下，郎酒集团连夜达成优化薪酬方案，愿意紧急增加3000万成本，以满足工人们的复工要求。
      罢工工人的情绪得到了安抚，酿酒车间恢复了生产，除了媒体报道减少之外，古蔺县二郎镇郎酒集团生产总部，也已经重现了昔日的安静与整洁。郎酒千人罢工风波事件过后，大多数人不愿再提及此事。甚至，相比罢工时期的慷慨激昂，现在就连参与罢工事件的郎酒厂工人也选择了闭口不谈此事。
      “罢工门”过去了，郎酒的问题过去了吗？
      恐怕未必！
    　由这样一系列事件组成的现象，值得我们长久地深思：无论是在行业大环境的调整下导致的高端酒风声鹤唳，还是高库存问题暴露出的厂商矛盾升级，甚至企业高管震荡导致的内部管理和市场信心受损，再或者是频频曝出的裁员和解约事件磨损企业信誉，郎酒都是首当其冲，一有危机事件出现，郎酒似乎就最早陷入了舆论漩涡。
    　为什么是郎酒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行业阵痛总是最集中爆发在郎酒身上？
    　面对危机事件，在行业向改革深水区迈入的时期，以郎酒为代表的白酒企业应该如何度过危机？

危机早已潜伏

    　郎酒曾是业界学习的样板，它的快速崛起被视为“一个业内奇迹的典范”。奇迹未落幕之前，拿郎酒的发展奇迹与自身企业的发展轨迹做对照，是行业内不少企业乐意为之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郎酒的快速崛起可以复制，是他们奋斗的信心和源泉。
    　甚至，有人将郎酒的发展，视为一种对行业空间思维的拓展，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遐想的可能性——在传统的企业发展路径之外，白酒企业也有可能学习郎酒，并且凭借创新实现快速的发展。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百亿，大多数人都看到了郎酒快速崛起的一时风光，但很少人愿意提及和分析郎酒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危机。殊不知，在多数人惊呼“郎酒进入茅台大本营市场，将可能成为茅台的最大对手”之时，竞相赞叹和效仿之余，危机的种子，已然深埋在郎酒的发展理念深处。
    　在企业高速甚至超常规速度发展过程中，成功往往与弊病一道共存。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存在于白酒行业内的一个特例。在很多行业发展中，这都是一个格外突出的问题，值得那些追求“过热”发展的企业高度警惕。
    　有这样一个业外的例子，可以为我们作借鉴。日本在战后（1955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55年～1973年保持了年均约10%的高速增长，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得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上升，甚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往往被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所掩盖，人们甚至选择性地忽视，而这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应对长期的萧条。
    　从郎酒来看，郎酒在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危机埋藏在它的各个方面。
    　首先，郎酒近10年来的爆发式增长，并不是得益于郎酒的良性发展体制和先进管理模式，“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汪俊林更是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郎酒的高速发展、阶段性胜利和登顶百亿，都有着汪俊林明显的个人轨迹。
    　按照行业观察来看，在汪俊林的“调治”下，郎酒在他2001年初至时营业额不足3亿，亏损2个亿。到2007年达到了10亿，再用4年时间，到2011年达到100亿规模。同时，郎酒的市场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由汪俊林一手操刀的“事业部＋办事处”营销模式，让郎酒的“群狼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郎酒的版图在全国不断扩张。
    　不过，这一切随着汪俊林的“消失”随即暗淡下去，自2012年底汪俊林被带走协助调查后，郎酒引发市场“海啸”，资产规模迅速由2012年的120亿峰顶跌至2013年的82亿，市场信心遭受重大打击，企业处境艰难。
    　在市场层面，郎酒在高速发展阶段一意追求企业效益，渠道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经销商群体背负的巨大“库存”压力，产品市场的动销阻力巨大，被视为郎酒的不能承受之重。而在与1919的“决裂”中，郎酒在社会舆论和业界批评中落尽下风，郎酒被指出一味维护企业自身的价格体系，而罔顾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实际利益。
    　很快地，郎酒的危机开始从外部蔓延到公司内部。可见，去年郎酒单方面解约应届大学生，到今年3月份千名员工看淡郎酒前景选择离职，是郎酒不断积累的内部弊病显现的一个小序曲。
    　那么，这次真正激化郎酒内部管理阵痛的千名员工“罢工门”风波，则要归结于郎酒内部深层次问题的不可调和。表面上来看，这次“罢工门”是由于郎酒“加工减薪”所引起的，但却有着更深层次方面的因素，即便是郎酒集团也不会回避“这里有沟通不畅的原因”。再往下说得更深一点，这是郎酒长期忽视了酿酒工人的利益，薪资结构长期向市场销售人员大幅度倾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而这一切，都是郎酒在高速发展和快速扩张中弊病积累的集中体现。

郎酒问题映照行业得失

    　郎酒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它具有极强的行业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郎酒的问题映照了整个行业在过去高速发展中表现出的集中得失。
    　仅从郎酒这次“罢工门”风波来看，企业内酿酒工人薪资水平偏低并非一家特例。《华夏酒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很多白酒企业一线酿酒工人的薪资收入整体偏低，而这已经是当前阻碍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矛盾。在酿酒机械化的推动下，传统酿酒工艺不但“沦落”，而且薪资水平低大幅度减少了制曲、酿造等重体力酿酒工人的工作热情，进而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参加酿酒生产，使行业出现酿酒用工荒，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内部矛盾。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酿酒工人了。
    　《华夏酒报》记者至今还记得，去年在河南某家白酒企业酿酒车间采访时，看到了一位在酒厂工作了25年时间的崔师傅。崔师傅今年45岁，每天在酿酒车间有很大的工作量，“干得都是力气活，跟在乡间出力差不多”。但长达的25年的时间中，他的工资仅在企业改制后上调过，从此，工资水平就稳定在2200元左右。崔师傅对这样工资有意见但还想继续干下去。不过，每天挣不到100元的工资，让他的儿子对这个重体力工作“很不满意”。在酒厂酿酒车间试工不到一个星期后，崔师傅的儿子选择出门打工，不愿再接任崔师傅的班。
    　以崔师傅儿子为代表的年轻人不愿在酿酒车间工作，这是行业一个危机的信号。除了用工荒导致企业产能压力加大之外，这对长期倡导品质价值和理性回归的白酒品牌，还将形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当我们长期缺少创造产品本身价值的优秀人员，我们拿什么样产品让消费者满意？
    　“郎酒”需要一场具有真正有实质性改变的变革。
    　在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之时，白酒企业从市场方面展开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措施：大力推广中低档产品、研发推出时尚白酒，以及在电商、定制酒等营销方面的创新，同时在压缩产能、放缓增速和创新市场运营模式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些被动做出的调整，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也证明了行业向大众路线转型的判断是正确的。
    　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整性的手段不足以解决行业的深层次问题。仅靠一些创新的产品或营销活动，无法给新形势下的白酒行业提供足够发展动力。
    　当前，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对于酒业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包括国家越来越强调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提出打造新型的混合经济等，这将有助于白酒市场竞争更加理性。
    　行业需要一场改革，这场改革不仅仅是为了今后的阶段性和恢复性的发展，而是要为白酒的长期健康发展确立保障，启动新的发展引擎，彻底解放白酒行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推动白酒在国内社会的价值回归。
    　推动真正的行业改革以解决行业的“冰山之险”，这需要我们深度关注一些体制问题，这是解放白酒行业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有的白酒企业已经在做一些深层次的改革尝试，把改革的目标瞄准了产权结构、增长方式、资本布局等“顶层设计”上。
    　但今后，我们还应该寻求产能及各种资源的科学配置，以前企业的营销机制多以企业为主导，未来必须由市场指导决策。同时，企业要建立与消费者之间公开、透明、通畅的信息渠道，使人们了解白酒酿造工艺的真实情况，真正认识高端白酒的价值所在。
    　同时，行业还应该更多地关注企业机制、模式和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包括薪资结构分配问题和完善企业与员工的沟通机制。
    　也许，改革才能让郎酒渡过真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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