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两个实则不相干的新闻活生生将国酒茅台捧成热门话题。

　　1月11日，胡润奢侈品榜公布，茅台入围两项榜单，品牌价值高达120亿美金，价值超过奔驰，成为全球第四大值钱的奢侈品牌。品牌价值高于奔驰和香奈儿，也高于轩尼诗、酩悦香槟和人头马这些世界著名品牌。

　　伴随这个新闻话题的发酵，针对茅台酒的质疑声也不断涌现，茅台成为了仇富仇官仇不均的网络宣泄对象，人们恨不得一夜之间与之划清界限。

　　紧接着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潜台词是“茅台已成奢侈品，不宜作为消费对象”。
伤害了民族品牌，

伤害了民族品牌，如何面对子孙

　　两则新闻在网络引发了对茅台的口诛笔伐，让这个民族精品成为腐败代名词，被众人推上了反腐祭台。内在的逻辑混乱和对民族精品的潜在伤害，并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被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仇富仇官心态所掩盖。但在当下的中国，是否值得为此牺牲掉一个千百年来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商业社会空前繁荣。而发展到今天，一些制约市场化的因素开始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商业社会的不完整性，策划了这场源于最为落后的“商品善恶论”下的献祭。

　　作为上了“黑榜”的茅台，做错了什么？酿造了好酒有错？为了保证质量严格控制产量有错？严格按照有机标准不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质有错？茅台对于品质的苛求似乎无人愿意了解。作为企业，尽职尽责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之后，通过完全市场化的销售，并没有什么值得讨伐的。而乐于给民族精品贴上标签的人们，扪心自问，真有那么足的底气吗？

　　只要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孜孜不倦地追求豪车、豪华办公楼、名酒、名表、名装，那茅台、五粮液的消费，以及对三公消费心向往之的品牌都会挤爆这扇“三公门”。

　　只要三公消费开销始终保持高位，高消费就有大量的消费对象。源头上不采取措施遏制，而是采取缘木求鱼式的限制其中一个消费对象，这才是最无效率可言、最像作秀的表演。而在这场闹剧中，准备搭上的，是文化附加值最高、最能代表中国千百年酿酒文化史的茅台，这才是所谓“舆论乱象”中，最为荒唐的一幕。

　　我们根本无从鉴定我们的政府官员血液里面的酒精，究竟出自哪个品牌？我们根本无从追究，三公消费究竟消费了一些什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民族品牌拿来献祭之后，其他所谓世界名酒会如何欢笑？我们根本无法面对子孙后代的追问。

奢侈品消费不需要道德审查

　　一个胡润弄个榜单，就这么邪乎？作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酒业著名品牌，茅台就如此地为国民所不待见？奢侈品消费就是腐败？就是炫富文化？就为人所不齿？显然，不管茅台酒是不是奢侈品，奢侈品消费都是极为正常的经济现象，更是一种合乎市场逻辑、合乎人性本能的消费行为。奢侈品这几个字，并不是RNA病毒，只要一出现在媒体中，全体国人就要跟着患流感。

　　奢侈品并没有一个恒定的概念。十多年前，有个BP机已相当奢侈，财政甚至曾将其列为控购。用个手机，以前是大老板的范儿。现在呢，年轻一代完全不知BP机为何物。手机算什么奢侈品？买菜的大妈都有一个。卖得很火的苹果手机，大约算得上奢侈品。但人们喜欢苹果手机，是因为这工业流水线上的东西，竟然还相当的时尚和相当有文化味道，而且还凝结着那个叫乔布斯的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在其中。

　　其实，奢侈品消费更多的是文章来源华夏酒报一种精神消费，任何一种奢侈品其实都指向人的精神需求。人们对于奢侈品的追求，不能简单地判定为畸形消费。相反，这种消费行为对应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奢侈品的变迁，其实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一面极好的镜子，映射的是进步、是发展、是繁荣。尤其对于本土奢侈品牌来说，文化意义则更为突出。某一种本土产品能够脱颖而出，不仅包含了国民对其工艺、品质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高度认同。

　　中国文化中有推崇俭朴的传统。毫无疑问，无论是古代与现代，强调节俭都是必要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观照俭与奢，我们却不能认为俭朴就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俭与奢，并不是检验消费行为的标准。从商品的此岸到消费的彼岸，中间唯一的“桥”就是需求。奢侈品为什么价格高昂却依然受到追捧，一方面在于这种商品本身具有的不可复制性，另一方面在于市场永不衰减的需求，这才是市场经济的真理。

　　像茅台、五粮液这一类的高端消费品，似乎总被舆论扯到“腐败”、“公款消费”等吸引眼球的话题上去。但这样的舆情显然和商品本身毫无关联。任何一种商品，它都没有义务来澄清自己到底是用于“腐败”还是用于“清廉”。该为腐败担责任的是制度，是对于权力的约束，是对于官员的监督。同样，公款消费问题，岂是某一种消费品的罪过？而是“三公消费”改革“光听脚步响，不见人下楼”的尴尬。这是人的错，是制度的错，还是商品的错？似乎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来判断。

　　对于某一类商品的消费，我们只需要关注它是不是公平交易就足够了。对于它的价格，只要它是市场定价的商品，而它的价格不是垄断获得的，而是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那我们就完全应当尊重消费者手中的钞票。

　　倘在中国已经入世十年，正在谋求他国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现实之下，我们对奢侈品消费还一惊一乍，然后在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支配下，动不动就来一场对于商品的集体道德审查，这到底是市场经济的进步，还是市场经济的退步？答案显然再明显不过。

失控的公权与裸奔的榜单

　　众所周知，奢侈品并不是大众消费品，更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中国的民族品牌，经过多年的征战打拼，好不容易博得一点“类奢侈品”的地位，迎来的却是当头棒喝。在棒喝与人大代表发言的背后，是公权的非正常影响和干预。而对于大众，反对茅台之声只是一种将茅台象征化的想象。

　　作为入围的品牌，茅台确实是冤大头。代表们没有提议禁止购买茅台的同行五粮液，也没有提议禁止大家到入围的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存钱，禁止抽中华牌香烟，更没有提议禁止买星河湾的房子，单单提议禁止茅台。其背后的原因，不好去猜测。在入围的众多中国品牌中，我们的公权使用的“禁止”显然已经失控。

　　胡润榜上的民族品牌，理应成为国内企业的业内标杆和导向，因为榜单代表的是中国的新富人群对于消费品牌上更加强化的中国印记。他们在通过榜单告诉世人，中国富裕起来的人们都在挑选什么品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胡润榜单的初衷，却在喧嚣中被大众丢弃。众多裸奔于榜单上的中国品牌，众人视而不见，只瞄准了茅台。究其原因，相比较那些榜单上新富消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奢华的酒店会所、昂贵的珠宝名表，茅台的价格是距离大众最近的那块区域，由于“可触及”导致“可评论可伤害”。

　　眼球经济是媒体的守则，近日更有媒体挖出茅台的生产成本和出厂价之间的价格差距，想要抹平各种白酒品牌之间的差异，回到只管数量不管质量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中，更是一巴掌掴在了号称市场化程度很高的中国经济脸上。想让民族品牌“裸奔”的媒体，不经意间，让市场生态环境“裸奔”在世人面前。

　　作为非生活必需品，品牌附加值高的产品不管卖出什么样的价格，只要能顺利销售，都是得到商业基本规则保护的，因为他们是民族精品，不是论斤两卖的普通商品。胡润榜给了茅台品牌高达120亿美金品牌价值的估值，正是冲着这个百年老店民族精品的金字招牌作出的判断，如果回归到“成本=价格”的简单粗暴逻辑，那世界上就没有知名品牌和普通品牌的差异，也没有“品牌价值”这个概念了，因为这个数字永远是“0”。

　　市场自有其运行规律和商业法则，行政指导理性监督，这样才能让整个国家的商业业态健康成长。失控的公权加上不明就里的愤怒公众，只会给商业社会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最终导致民族品牌的消亡。

茅台还给市场，反腐交给体制

　　对于“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的建议，人们不禁要问：禁了茅台，是否还要禁五粮液、国窖1573、拉菲……长长的名单急待开列。如果开列了这样的名单，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酒业是个开放的市场，禁了茅台等传统高档酒，自会有其他新高档酒来填补市场空白，茅台、五粮液也完全可以大胆易名。

　　此说绝不是戏言，君不见药品市场改个包装，改个剂量，价格越调越涨。监管部门忙里忙外，老百姓依然叫苦不迭。并非完全市场化的药品价格尚且愈治愈乱，又想以行政手段干预纯消费品的白酒市场，这完全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边监管方式，不找公款消费体制上的根源下药，胡乱一禁了之，这样的无用功我们做的还少吗？

　　茅台此番成为“话题商品”，源于“被奢侈品”。胡润排行榜的根据如何，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断定，茅台酒从未宣布“提升”自己到“奢侈品”行列。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高档消费的行为，奢侈品这个词本身并无贬义。国内品牌首次入选奢侈品迎来的不是赞赏，却是冷嘲热讽，让人难以理解。

　　茅台走红确实有公款消费推动之功，但我们如果将愤怒的矛头指向茅台，那就弄错了对象。官员追捧某一商品，这不是该商品的错，而是我们监管体制的问题。弄错了对象，徒以泄愤为乐，终究于事无补。何况，追捧国产民族精品茅台背后，还有中国高端消费文化的追捧者，他们酷爱收藏中国酒，正在构建中国的酒文化，胡乱扣上腐败的帽子，无益于中国消费文化的成熟，对于亟需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当前中国也绝无益处。中国已经是国外奢侈品消费大国，作为非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有理由以自信和理性的态度乐见更多的国产品牌入选奢侈品。

　　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逆向思维，我们也应“不患价高而患不均”。价格的高低，终究应由市场决定，我们手中自有钞票这张选票，认为茅台价格不合理，不投给它便是，价格撑不住了自然会降下来。但若这选票没有公正地分配给大家，那体制才是我们要努力改良的对象，也是症结所在。非理性的民粹主义鼓噪，只会滋生救火式的单边监管，无助于我们再度启程，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世界顶级高端品牌。改革30年小有成就之后，再次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厘清效率和公正的责权，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