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酒似幽灵一般，正在我们的身边游荡，它坑害百姓、危害社会、损害国家、败坏行业。虽经各方多年的不懈努力，酒类市场有所净化，但假酒的阴魂始终不散，并且不断变换魔法，使出浑身解数，力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正义的力量过招。　
    　2011年11月6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对公安部不久前组织侦破的制售假酒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且指出： “就在我国白酒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假酒的产销规模也在随之不断扩大，并且已经逐渐出现了产业化和专业化的特点”。从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制售假酒案件中，也明显看到：“整个假酒生产所呈现出的是一个成熟的产业链”。
    　产业化（供、产、销一条龙）、专业化（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职业化（高持续性、高隐蔽性）已成为假酒制售者祭出的新手法。
    　针对酒类造假的新招数、新特点、新趋势，我们必须拿出新的思路、推出新的举措、亮出新的利剑，切实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让假酒的幽灵无处可藏。
强化法律的威慑力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打击假冒伪劣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修正案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该修正案同时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最高可“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上述规定，许多假酒的制售者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们不再使用以甲醇、工业酒精兑水的手段造假，更多的采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低档酒假冒高档酒的手法，这样既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又不至于犯死罪。
    　据报道，目前一些执法机关对于制售假酒者还是按照“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等《刑法》规定的内容进行处罚，其量刑难以真正有效的震慑犯罪分子，致使他们有恃无恐。
    　因此，对于制售假酒者：一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绝不手软。二要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修订完善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研究修改刑法，降低侵权和假冒伪劣行为的刑事责任门槛，加大刑事处罚力度；提高罚款数额，加大侵权人举证责任，切实解决权利人举证难问题。
    　通过对法规的完善，实现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改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让制售假酒者受到法律和经济上的严惩，使他们心有余悸不敢肆意妄为。
    　鉴于酒类管理的规定散见于许多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因此有关部门应遵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将与酒类相关的法规标准等汇编成册并予与下发，还要根据新出台的法规及时加以补充，以方便酒类从业和执法人员全面了解与掌握，以利于更好的知法守法执法。
强化执法的严肃力
    　“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监管出来的”。某执法部门一位领导的这句话引起了社会的议论。
　　有人指出：“染色馒头”、“毒豆芽”等食品安全事件，事后检讨，生产环节监管不及时、不到位总是一条重要而深刻的教训。这说明，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监管出来的。对食品安全来讲，监管只能不断加强而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应该说，为保证食品安全各级各类执法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一些地方对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工作重视不够、查处不力，甚至有案不办或以罚代管。因此对执法部门来讲，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强化执法的严肃力。
    　首先，要强化执法责任。国务院日前调整了工商质监行政管理体制，将工商、质监省级以下垂直管理改为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强化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其次，要提高执法能力。由于造假行为的隐蔽性、复杂性、专业性，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理清造假链条不易，难以查处其“上下家”；确定造假行为的起始时间、造假金额不易，打假经费不足；一些酒类生产厂家对查办假酒态度模糊，不愿透露文章来源华夏酒报更多的识别假酒的方法等。这就需要执法部门不断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方法、提高监管水平，也需要酒类生产厂家给予大力支持。
    　再次，要建立标本兼治的长效监管机制。既要有突击性的专项治理更要有完善的日常管理：加强行政执法，不走过场、不搭便车、不做“马后炮”；加强刑事司法打击，对假冒伪劣犯罪及时立案侦办；加强对相关部门的责任考核，对违规失信者、失职渎职者给予惩戒；加强社会监督功能，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对举报造假行为的人给予奖励，北京市对举报造假行为的最高奖励额为30万元。
强化文化的引导力
    　11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法院分别对4起黑心烤鸭案件进行一审宣判，一名被告人家属对法庭内旁听的记者哭喊道“记者是杀人凶手”。在她的心里，制作劣质烤鸭坑害消费者无过无罪，而揭露造假行为的记者却是杀人的歹徒。真是荣辱颠倒、是非混淆，这件事（非对某个人）折射出来的是文明的悲剧、道德的滑坡、良知的沦丧、文化的缺失！
    　扪心自问，五花八门的造假行为为何屡禁不绝？它同我们的道德文明建设、历史传统文化有无关联？很值得深思。
    　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曾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三个弱项。第一个弱项是疏于“公共空间”，强调“忠孝两全”，而忽视了处于朝廷和家庭之间的“公共空间”，易造成公德的缺失；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也就是缺乏科学意识，“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第三个弱项是疏于法制观念，颂扬“法外英雄”。他指出：“ 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不具备发现虚假、抵制伪造、消除谣言的机制和程序”。
    　余秋雨的结论是否准确全面，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不一，但其中的很多说法确有道理。君不见有些人为了虚荣、为了面子，知假买假，“宁喝假茅台不喝真二锅头”；一些造假者对自己的造假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们制造的酒和真酒放在一起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并且扬言“即使出事我也不会被判重刑”。
    　因此，杜绝假冒伪劣要加强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对传统文化认真总结，取长补短；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力宣传，弘扬正气。要以文化做先导，从人的灵魂深处解决问题，使人们真正确立法律意识、科学意识、诚信意识、社会意识、责任意识、良知意识，以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假冒伪劣的土壤。
强化打假的协作力
    　目前各大中型酒企都有一支专业的打假队伍，整日奔忙，为企业和消费者保驾护航。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酒企接到一个执法部门的通知，称有一消费者喝了该企业生产的酒中毒住院。企业立即派打假人员前往处理，并告知执法部门为假酒所系。
　　执法部门为求证，在桌子上摆了十几瓶同样的酒要求辨认，打假人员用眼睛一扫立即挑出一瓶酒并说“这瓶是假酒”，执法部门回答：“中毒者喝的就是这瓶酒”。
    　可见，企业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假确属必要，但不足之处在于：各企业都是孤军奋战，同猖獗的造假势头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很多企业对自己的防伪措施说一半留一半，不利于各地的执法部门识别和打击假酒；很多企业只谈产品外观的识别真假方法，不讲酒的口感与风味特征，不利于广大消费者的鉴别。
    　因此，酒类打假宜从单兵作战转向集群作战、从单项作战转向整体作战。酒企同酒企之间在市场上要竞争但在打假上要合作，互通信息、互相帮助。
　　例如，造假茅台的不法分子也往往造假五粮液，生产高端白酒的企业（或者是同一地区的酒企）可否组建一个打假的联盟，逐步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过渡。国家和地方的酒类行业协会应该在这方面做足文章，帮助企业不断提高打假的协作性、有效性。
    　同时，酒企要加强同执法部门的协作，向他们及时通报相关信息，更多的介绍产品的防伪措施与酒的风味特征；向消费者普及品酒知识，广泛宣传识别真假酒的方法，消除“技术瓶颈”， 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预防应对风险的能力，把鉴别真假酒的照妖镜交给广大群众，让假酒的“幽灵”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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