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新浪·长安讲坛”上，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当前要扩大内需就要提高我国的居民消费率。鉴于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了改革30年来的最低点，要促进房市、车市、股市的联动持续健康发展，以提升消费。

　　三个负面影响

　　郑新立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2007年已经降到了35.4%，“我估计2008年可能比35.4%还要低”，已经降到了改革30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中国生产了30万亿元的GDP，但是老百姓用来消费的比例才刚超过1/3，不仅比我国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1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据他介绍，美国的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达到了73%，现在是70%左右，日本也有65%。
　　郑新立表示，居民消费率过低，给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它使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降低了国民经济的宏观效益。他说，消费是衡量宏观经济效应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提高。国家1980年代初期改变了这个政策，对轻化工业实现六个优先，调整了过高的投资率，到1985年居民消费率达到了52%，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到2003年起，伴随着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2007年甚至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还分别低了13个和14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就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引起生产能力的过剩。郑新立说，与消费率降低相对应的，是投资率过高和储蓄率过高，所以经济增长过度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钢铁、水泥、房地产这些行业投资增长得比较快。

　　消费率过低第三个负面影响就是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不断增加，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据他介绍，在最终消费支出当中，政府占的比重20世纪80年代是21.6%，20世纪90年代是24.2%，2001年到2006年上升到26.8%，2007年上升到27.3%，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说明我们行政管理成本在不断上升。这进一步压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四方面原因

　　郑新立表示，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要进行综合的历史分析才能找到症结所在。据他分析，大体可以分成四个方面：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郑新立说，改革3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中间的岔口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能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得到提高，因此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就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这是造成我们居民消费率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城乡和地区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制约着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力的提高。他说：“县和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所占比重，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占一半，现在已经下降到只有20%几了，30年来下降了30个百分点，农村人口下降的比例30年来充其量就是转移出来2亿多人，现在还有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只购买了1/5的商品，城镇人口购买了4/5的商品。”

　　第三，外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了大部分利润，使职工收入和国家税收处于较低水平。郑新立表示，外资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工业增加值里面现在占30%，在出口里面占58%，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里边占88%。但是，如果比较两个企业，一个是华为，一个是另外一个外资企业，就销售额来看，华为年销售额700亿，另一个公司是它的2倍达到1400亿元人民币。但是看纳税额，华为一年交了50亿的税，外资企业一年只交1个亿的税，职工人数华为6万人，外资企业是20万人，月工资华为是6000块钱左右，新去的大学生一月到那儿能拿到4、5千元，外资企业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左右。“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外资企业对我们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GDP算到我们国内，真正赚的利润大部分流到外商的口袋里面去了。”

　　最后，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国城市化率水平不断提高，到去年已经接近45%了，大批的人口由农村转入城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出一个较高的投资率要求。

　　六项解决措施

　　郑新立说，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予以解决可以考虑六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应当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和农民的收入。郑新立表示，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当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降低资本所得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当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所得的收入较多，降低他们的比重，要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我提一个设想，我们能不能够用3年左右的时间，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分别提高10和15个百分点，达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来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6%和52%。应当说这个目标通过努力，通过收入分配结构大的调整是可以做到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我测算了一下，每年大体有5万亿元的商品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广大居民消费，这就可以让我们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他建议。
　　他表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提高农民的收入上，这就要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民收入低关键是劳动生产率低，根本来讲就是要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而这个又受制于土地的经营规模。所以既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又要在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

　　第二个措施就是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郑新立说，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36.7%，用于改善住、行条件和医疗、教育、通信、休闲等服务性的支出已经占消费支出的60%以上。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45.5%。整个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正在从温饱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过渡，所以这个时期用于教育、医疗、通信和休闲特别是住和行的消费的支出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

　　第三个措施是扩大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据他介绍，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占整个信贷余额的比例是15%到20%，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消费信贷的比重可以提高到占整个贷款的30%左右，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以汽车消费来看，发达国家汽车消费80%都是靠消费信贷，中国现在只有8%，我相信消费信贷还会有一个较大增长的空间。

　　第四，调整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跟韩国、日本、美国做比较，中国居民目前的消费结构，用于食物的消费中国占的比重最高，穿的消费中国城镇居民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韩国、日本和美国，但是中国居民用于住的消费明显低于前三个国家。用于行的消费，包括购车的消费和出去旅行的消费，也明显低于前三个国家。所以在当前这样一个消费阶段，消费的热点或者说增长点是要增加居民住、行的消费，要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作为增加消费的重点。

　　第五，整顿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良好的秩序和服务质量是扩大消费的前提条件，要打击假冒伪劣商品，防止价格欺诈行为，让人民放心大胆消费，郑新立说，这次三鹿事件出来以后，使牛奶的消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到现在为止，我们奶的生产量才恢复到最高水平的80%左右，有些地方现在还在宰杀奶牛。与此同时，国外的牛奶大量进口，由于新西兰跟我们签订了自由贸易合同，新西兰的牛奶大量的占领了中国市场。

　　第六，合理引导消费预期，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要鼓励节能型消费、无害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文明型消费，避免炫耀型消费、跟风型消费、奢侈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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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