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计在于春。

    　3月26日，第92届全国糖酒会主题论坛在成都世纪城洲际酒店会议中心举行，为适应酒业新常态，共商消费新趋势，主办方全国糖酒商品会办公室和华夏酒报社特邀请了国务院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和曾任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冯海发，就酒业转折之战中如何收获信心运筹未来，做主题演讲。

    　两位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从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新常态”背景出发，就酒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竞争力纵论：在酒业进入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面临着难能可贵的发展空间，酒业“风口”出现在即。

新常态孕育创新

    　拥有西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学历和西北农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冯海发，是我国农业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要人物，为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人之一，其专著《中国农业的效率评估：理论·方法·实践》和《农村工业化问题探索》等，在国内外均有广泛影响力。他在92届全国糖酒会主题论坛上的出现，自然引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发瞩目和媒体追捧。

    　2015年1～2月，中国酿酒行业效益再次下滑，行业整体下滑了3.6个百分点。从数据来看，当前行业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不过冯海发认为，酒业负增长不要绝对化，酒业增长放缓进入新常态，但发展前景仍然向好。他鼓励中国酒业的企业家仍然要保持信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冯海发说，“尽管我们经济进入新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空间缩小，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仍然面临着非常难得的机遇和空间。”

    　讲到“新常态”这个重大的理念和判断，冯海发表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对酿酒行业是重大的机遇。具体体现在12个字：速度换挡、结构转型和动力转换，把握这三个特点对企业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速度换挡上，中国经济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从1979年到2015年，年均增10%以上，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对外出口国。

    　不过，从世界规律来看，一个经济体不可能长期的、连续的高速增长。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规律决定了我们要在速度上由过去高速调到中高速增长，这是换挡的要求。

    　“从过去的10%调整到7%左右，这是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当经济体越大，其基数也就越大，增长就很困难。中国的经济基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会减少。2014年增长7.4%，这个基础增长的增量，相当于20世纪中期的中国经济增量。约相当于8000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8位。”冯海发说。

    　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也导致了增速的放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至今尚未恢复，欧洲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这对我们的外需和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了影响到经济。

    　再者，中国国内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冲击了增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但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企业生产一再拉高，产能过剩下中国企业扩张受到影响。

    　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很大，以往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带来100万个就业机会，而现在扩展到170万。相应地，中国经济增长不再需要高速增长，这是大政方针确定的。

    　除了速度下调，中国经济还面临着结构转型：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三个转变是中国企业需要重点思考的。

    　冯海发表示，中国新常态的第三个方面动力转换，是要从过去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低成本、廉价劳动力等）动力转换为创新动力。创新是适应新常态的最大要求，酒业能否适应新常态，也取决于创新，创新决定了酒业能否有更大的增长。

改革要“稳中求进”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比较博士学位的魏加宁，曾经担任吴敬琏助手，并师从吴敬琏，他以率先提出“华元构想”闻名国内外，目前是国务院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宏观经济、金融和危机管理。

    　他在现场分享了对当前经济走势和对策的思考。首先，他看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以去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速在逐步下降，一季度GDP增长率7.4%，较上年四季度回落0.3个百分点，二季度增长回稳，略升到7.5%，三季度增速再次下滑到7.3%，四季度又是7.3%。

    　“新常态”要求之下，中国经济面临增速放缓和经济转型，但当前增速放缓已成现实，经济转型尚未实现。魏加宁说，“新常态”容易被误解为“止痛针”，但实际上它意味着动手术，不动手术就等同于“安乐死”！

    　魏加宁表示，当前经济下行由多种原因所致，不能统统归咎于“新常态”。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外部因素，反腐败+审计地方债的短期因素，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的中期因素，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长期因素等导致了经济下行。

    　具体来看，世界经济正走在“平衡木上”。其中欧元区经济增长明显低于预期，日本则开始出现技术性衰退，美国仍处于最差的就业周期，新兴国家俄罗斯和巴西增长降到1%以下。受此影响，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性”遇到阻力，经济下行不可避免。

    　短期因素来看，政府主导的消费和投资，遇到了两项抑制因素。首先是占总消费比重10%～30%的政府消费遇到“八项规定”政策的抑制，高档酒店饭店出现关门、转型、裁员。

    　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数据显示，2013年，政府财政支出中减去政府投资性支出之后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实际增速为7.81%，比2012年下降了2.83%，同过去十年平均增速相比下降了5.29%，实际增速的下降是很显著。

    　审计地方债抑制了政府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在20%以上的政府投资随着财政管理趋严和反腐败，项目逐渐减少。不过，随之带来了社会正气上升和交易成本降低，也避免了乱投资和防范债务风险。

    　“当前唯一的出路是把民间消费搞上来，把民间投资搞上来。让民间消费替代政府消费，让民间投资替代政府投资。”魏加宁说。

    　中国经济下行还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拥有特有的“改革开放周期”——经济危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经济高涨，当前应该处于下行周期。

    　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轮高潮，联产承包、经济特区和吸引外资等，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两度出现经济过热。

    　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于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进入第二轮高潮，经济再次升温。

    　20世纪90年末，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随之，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果断加快入世谈判，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出口、房地产和国有企业“三架马车”，带动了此次危机前连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而当前，我们面临第四次思想解放。魏加宁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在新一轮改革开放浪潮中，真正实现三个解放，实现全面的“对内开放”，那么，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中国经济将会迈上“质量更好、效益更高、污染更少、收入差距更小”的新台阶。对于国内外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是在中国最后一次“挣大钱的机会”。

    　面对经济下行，魏加宁思考的策略倾向于：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当前经济下行的确有趋势因素的作用，因此不再盲目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可以视之“新常态”而无所作为。

    　“应当看到增长速度下行带来的‘首要威胁’可能已经不是失业问题，而是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这些过去在高速增长条件下掩盖起来的各种隐患，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而相继暴露出来。”魏加宁说。

    　因此，我们要通过加快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增长质量“上台阶”！魏加宁在这方面赞成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的策略：宏观要求稳，微观要搞活，改革要求进。

    　此外，在“一带一路”项目落地在即，魏加宁认为，这项战略将为中国带来种种利好：消化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等；推动涉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可以增加烟酒茶糖等消费，增加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贸易流通方面保障我国的能源和粮食运输安全，发展了中西亚地区的旅游，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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