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象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我一直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读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那么，到了今天，植根于山西水土的诸多名酒，以其优良的品质，上乘的口感，沁人的芬香，清洌的滋味，同样获得当代饮者的青睐。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我就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绝非主力的酒友。可是我很愿意在席间，在小酒馆里，来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在露天底下，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呜呜”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我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倒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为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居然在货柜底下，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我当即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看着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我的心真是醉了。
    　当我将这不期而得的佳酿带回到工棚，与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们共享这份快乐时，他们也都喜不自胜。人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拥有的价值。那瓶酒，在我们手中传来传去。
    　说来好笑，当辛酸成为历史，也就不觉其苦涩了。那时，几乎没有别的下酒物，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美，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回味不尽的话题。
    　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
    　他们知道那时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经是作家，而且是因为写什么小说被打下来的。于是有人问，老李，你不是说过好诗如好酒，好酒如好诗？你不来上一首？
    　我一愣，我还有诗吗？我灵魂深处还能发掘出来一星半点的诗意吗？
    　尽管我马上想起来白居易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然”的诗句，可我却“陶陶然”不起来，尽管那倒在杯子里的酒，芬芳扑鼻，馨香无比，其味佳醇，其韵悠远，但那种政治境况下的贱民，不可接触这阶层的我，唯有愁肠百结，只剩满腹悲怆，哪有诗意存在的空间，哪有诗兴挥发的余地，真是愧对佳醪，辜负琼浆。
    　不过，我倒也并不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那瓶使人们心头熊熊燃起来的好酒，那一张张把我当作朋友的脸，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却是最最难忘的一首好诗。                       文章来源华夏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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