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给出的解释是，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这句话所暗合的时代背景，不仅仅是邓小平直接推动中美邦交正常化，还包括他在中国前途未明之际，大胆指出了一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路径。

从1978年到1987年的十年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在席卷全国上下的那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对变革的期待犹如一股春风，吹到了中国的不同领域，也吹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风云初起，中国酿酒产业也在这一时期取得快速发展。

放开与搞活

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以国家一级文物的标准收藏着一份由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1978年11月24日晚签下的“生死状”，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分田到户”。

40年前，正是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也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民自主经营，从而大大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小岗村的“大包干”壮举，在次年获得了粮食大丰收，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

从1982年1月起，中国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改革初期，像这样借由放开自主经营权进而搞活经济的做法，不仅在农村取得了成功，在移植到城市后也推动了国营企业改革，通过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从而激发了企业的发展活力。

以酒水行业为例，在1985年之前，我国酒类产品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模式。在这一时期，酒水行业与整个食品工业一样，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为解决食品和工业产品供应短缺等问题，国家决定按照“以放为主”的思路进行改革，不断减少价格控制。

1982年，当时的国家物价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发布了《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

《报告》规定三类工业产品中的小百货、小文化用品、小日用杂品、小食品等9类小商品中的6类160种小商品的价格根据国家经济状况逐步放开，价格不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市场调节。定价方面规定，商业选购的小商品，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工业自销为主的小商品，由工业定价。

由于小商品价格的放开，酒类生产企业从1982年起逐渐拥有了部分自主经营权，企业自销部分由企业自主定价并申报物价部门审批。

到1985年，我国第一批从计划经济管理转为市场调节的产品包括酒精、黄酒、果露酒和葡萄酒，基本打破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销售模式，实现了自产自销的市场化发展。

价格放开后，市场也随之放开，生产效率更高、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名优酒为代表的骨干企业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开放与引进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开放也是改革。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借由对外开放，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1980年8月，中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1984年5月，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被批准成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

1985年2月，中国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些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直接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崛起，并带动全国经济实现增长。从1982年至1987年，我国年均GDP增速达到11.5%，1984年GDP增速甚至高达15.2%。

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借由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区不断加大国际往来，积累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从而对改革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不断被放开手脚的中国酒水产业，也借助于改革开放的契机，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入国内，从而加速了自身的发展。

1978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后，啤酒生产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率先脱颖而出，被列为短线产品而得以优先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啤酒工业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持续增长，啤酒厂遍及神州大地，啤酒年产量从1978年的41万吨，跃升为1987年的540万吨。期间，20，000瓶/时灌装生产线制造技术的适时引进，成为我国啤酒工业腾飞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在该技术引进之前，我国啤酒厂使用的大都是广轻生产的8，000瓶/时灌装生产线，年产量在万吨左右。20，000瓶/时灌装生产线的年产量则在3万吨左右，并且能大大降低酒损和破瓶率。

1984年3月，由当时的轻工业部中国轻工业机械总公司牵头，广东轻工业机械厂从联邦德国引进了20000瓶/时灌装生产线制造技术。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外引进啤酒瓶装设备制造技术。

通过对该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广东轻工机械厂从1985年起着手试制20000瓶/时灌装生产线样机，并于1986年8月自行制造成功。从1987年开始，广轻每年都生产20至30条20000瓶/时灌装生产线，加上国内其他厂家生产的，每年大概有50条左右供应市场，每年仅因新增设备就使啤酒产量增加150万吨。

葡萄酒产业在这一阶段也借助对外开放取得快速发展。1978年，法国人头马公司率先来到中国寻求合作，受当时观念的局限，“合资”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异于天外来客，“利用外资”还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外商所接触到的国内各单位纷纷避让。

经过1979年的反复磋商，天津农场局的一批“吃螃蟹者”冲破观念束缚，审时度势地和外商达成了合资意向。1980年5月，酿酒行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同一时期，为了改变我国与国际先进的葡萄酒酿造业长期脱轨的局面，我国还派出了由国内酿酒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小组赴法考察，借鉴法国酿造干红葡萄酒的先进工艺和设备，并在昌黎葡萄酒厂设立研究基地。在葡萄酒界泰斗郭其昌的主持下，1983年昌黎葡萄酒厂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瓶干红葡萄酒。

借助于对外开放的契机，国外先进的酿酒技术、酿酒设备、酿酒辅料和葡萄酒文化当时不断传入中国，我国葡萄酒工业进入相对较快的发展阶段。1981年，我国葡萄酒产量超过10万吨，1984年超过15万吨，从1985年到1987年，我国葡萄酒年产量一直稳定在25万吨左右。

1987年，山东省烟台市还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局授予了“国际葡萄·葡萄酒城”称号，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唯一获得这一美誉的城市。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刚刚冲破思想束缚的中国，面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发展契机，积极投身其中，顺应时代潮流，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缔造了一个成绩斐然的良好开端。尽管期间仍有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但借由这些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一个更具希望更有活力的新时代逐渐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