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去湘西，是谋划很久的事了，但花文章来源华夏酒报自己的血汗钱，怎么说都有些心疼。每人拿出2000元之后，三人异口同声：所有开支决不能超过6000元。但到南昌后，又买了3张去怀化的卧铺票，我们的预算已耗去四分之一，而此时我们离计划中的第一站凤凰还有一千多公里。

　　“要紧缩银根，精打细算。”小方说。

　　“精打细算个鬼！你们这些腐败的家伙走到哪喝到哪，我看你们怎么回来！”小余的话里充满着怨气。他有怨气也难怪，三人中，他的酒量最小，撑死只能喝二两，我们多喝一瓶酒他就要多吃一点亏，假如我们一路上喝下去，他就不知要吃多少亏了。

　　夜里上车前，我提议买几个小瓶装的二锅头。小方说：“好主意好主意，小瓶酒喝起来方便。”小余站在边上饶舌，但饶舌总归是饶舌，屁用没有。钱放在小方的登山包里，而事先我们也定了规矩：此行途中凡事只要两人举手即可通过，好在小方还算有良心，他只买了两小瓶。

　　上车时小余赌气死活不肯拎放着酒的兜子。我们坐在车里喝酒时，他恶狠狠地吃茶干、花生，“我要吃，吃，吃吃吃”，一副不吃回成本不罢休的架势。

　　到了凤凰县城，店老板把我们带到了游船上吃饭，吃当地最有名的血粑鸭。船在江水中晃荡，沱江两岸的灯光如梦如幻，一条条游船从身边划过，有人奏乐，有人吟唱，我们的队伍中又添了一名复旦的才女，所以，少了酒真是作孽。小余一马当先，上岸去买酒。砂壶装着的，十几块钱一斤，当地酿造的苞谷酒，40度。一尝，果然绵得很，丝毫没有勾兑酒的冲人味儿，几个人都争着喝，连复旦才女也倒了大半盏，老板娘在边上笑：“别喝多了，这酒喝多了忒难受。”

　　迷迷糊糊回到旅馆，头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起床，有雨声在耳边响，临窗听，沱江的涛声滔滔不息，再仔细看，窗外并没有雨线，滴滴答答的是雾气形成的水珠，从屋顶上往江里落的声音。小余这回来劲了，酒好酒好，我从来没睡得这么好，今晚我们还喝酒。

　　从附近的山江苗寨返回的那个下午，我们在路边躲雨，一股浓烈的酒香飘进鼻子里。走近一看，是个酿酒的作坊，七八个大酒缸立在那儿，亮闪闪的。问老板是什么酒，老板答，有苞谷的，高粱的，还有米酿的，并用酒盅一一舀着让我们尝。问价格，每斤五元。这么诱人的价格没法不让我们心动。向老板要了个大塑料壶，把壶灌饱了，总共才花了50元。

　　晚上去吃饭，小余热情地拎着壶。是虹桥边的一家餐馆，我们把桌子搬到了路边。湖南的两个女孩帮我们砍价，一个乌鸡火锅，加3个炒菜，又来了几十串烧烤。照例喝得歪歪倒倒，走在路上，小余一脸的快意：今晚开销最少，照这样子，我们可以在这儿多玩几天了。

　　下了虹桥，几人索性去坐游船。有些风，船工把船撑得晃晃悠悠的。岸上几个姑娘分在不同的景点对歌，歌声也被风吹得颤巍巍的，游客不停地叫好，鼓掌，我们也扯着嗓子跟着闹。船工气喘吁吁地笑，边笑边指点，这是黄永玉先生的画室——夺翠楼，那是沈从文先生的故居，前面的是几座真正的吊脚楼……我们让他唱山歌，他却一再推辞，说唱不好唱不好。

　　已是晚上10点多了，街上没有一点困顿的意思，烤肉串的铁板嗞嗞地响，卖猕猴桃的背篓排成线，到处都是扎着蜡染头巾的游客在路边吃，在路边喝。我们买了几袋小吃，回了房间，坐在床上，又喝起酒来。小余边吃边叨咕：“真腐败，一晚喝了两顿酒。”说罢，把两串肉一齐塞进了嘴里。

　　那几天，每次出门，小余除了带茶杯，就是拎壶了。他当然有牢骚，我们就开玩笑：“酒壶不要了，拎着麻烦，在饭店买酒算了。”

　　“饭店的酒多贵啊，把钱喝完不回家啦。”

　　我们捂着嘴笑，他在后面拎着壶，骂骂咧咧的。他的骂声一直绵延到边城茶峒，当然，叨咕归叨咕，那只壶他还像宝贝似的，始终拎在手上。

　　（作者系安徽省安庆市《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