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中并无酒神一说，却流传着“杜康造酒”的典故。后来，“杜康”成了酒的代名词。汉语中的“酒神”代指酒量很大的人，唐朝冯贽的《云仙杂记·酒神》记载：“酒席之上，九吐而不减其量者为酒神。”所以，我国的酒文化是迥异于西方酒神文化的、特立独行的“酒人”文化。

　　西方的酒用来与神狂欢，尼采以一个悲剧式的方式重新解读了狄俄尼索斯精神。而中国则不同，中国酒精神在“人”，最初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子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这种忘却生死、忘却暂时荣辱的绝对自由追求，就是我国酒文化真精神的精髓。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宣泄，是抛弃一些无谓、僵化的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获得生命极大的快乐。

　　相传中国酒的诞生是极具偶然性的，著名的“仪狄造酒”、“杜康造酒”都是失误的产物。酒饮用甘美的同时也给人精神上带来兴奋，一时间甚至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从那时起，酒开始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先秦时代，酒作为祭祀的主要用品之一，是人们借以与天地、祖先沟通的最好媒介。考古学不断发展，出土了许多样式繁杂、勾勒精致的青铜酒器。有人认为，到了商代，酒已经成为上天赏赐的稀罕之物。当然，部族首领、巫师往往也使用酒精的致幻效果，与神对话。沟通天地已是最自然的事情。主体在人，通过酒来沟通天地。

　　进入周朝，“礼”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规则之一，规范上至世族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行为等方面。祭祀这种礼仪被不断发展甚至夸张，诸多礼仪离开了酒都无法进行下去。祭祀完毕则要饮酒开宴，为当代的餐桌社交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这就使中国酒的使用始终带有天地人合一的色彩。秦汉时期，酒的产量逐渐增加，酒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酒被赋予的精神含义变得丰富起来。社会动荡时，人们饮酒表达对未来生活的迷惘。从酒中寻找精神依托的大有人在。刘伶一首《酒德颂》赞美了嗜酒的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43种酿酒法的记载。可见，酒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酒的酿造技艺得以普及，酒的群众基础不断加深，与“天地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代表我国古代几大典型阶层的酒精神：武将、侠客和文人，这三种饮酒精神，即使在倡导新型饮酒文化的今天，仍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武将饮酒：见自己

　　纵观中国古代发展史，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汉朝时驱逐匈奴，封狼居胥，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今贝加尔湖）。经此一战，“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进入元朝，版图之大堪称史上之最，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缅甸北部，北至都播南部与北海、鄂毕河东部，东到日本海，史书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唐朝有著名的安史之乱，明末也有震惊中外的山海关战役。无论是开疆拓土还是镇守国家都难免征战。

　　常年征战，使得中国产生了特有的壮行酒。在战争年代，勇士们上战场执行重大且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们都会为他们斟上一杯酒，用酒为勇士们壮胆送行。现在的影视作品常常描绘壮行酒，连干三碗，然后摔碗出征。和法国人出征前摔碎香槟瓶庆祝不同，法国人的行为像是祈福。而中国勇士则是一种悲壮和新生——且干了这一碗酒，与身后的家国作别，倘若战事结束仍能回到久别的祖国，还能见到阔别许久的亲人，就开始一段新的生命。若不能归来，也没关系，何须马革裹尸还。向死而生，挥别惨痛的战争和不愉快的经历，这酒就是孟婆汤，忘却前尘，方能看见最特别的自己。

　　壮行酒逐渐演变成有朋友远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武将饮酒也慢慢脱离身份束缚，喝过以后，抱守归一，放下执念，放下得失心，才能重新活过。见自己，是要对得起自己心中所感所想，为自己心中留一盏明灯。通过酒，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酒就变成看见自己的灵媒。酒，是最真实的东西，平日的孤苦寂寥，与人相搏的紧张恐惧，这一切的考验深入心灵，笔直而干净，使人明心见性。酒、人合一，遇见最好的自己。

　　侠客饮酒：见天地

　　中国自古以“仁义”立本，说起“义”，自然而然就想到“舍”。有一“得”必有一“失”，“舍生取义”就是最早的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与酒相遇，也许是“醉拳”，醉而明晓大义；许是因为“酒壮怂人胆”。总的说来，侠客这酒喝得豪情万丈，喝得深明大义。

　　有人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自我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欲不可突破的境界，则需博览众长。中国有句老话：“闻千曲而后晓音。”正视自我的“足”与“不足”，见识广阔河山。古人说的“无欲则刚”就是这个道理，无欲的人才能真正幸福，“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个心境单纯，无欲无求的人，是不败的，是没有痛苦的。整个天地都是我的，或者说我就是天地，融为一体。见天地，是看透命运浮沉，守住世间正道，为混沌天地点一盏明灯。中国文化的起源，便是远取诸相，近取诸身，明心见性之后，还要明白世间道理，见自然万象，以此再加领悟，方能更上一层楼，正是“见天地”的最大意义。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文章来源华夏酒报饮，脱剑膝前横。”“深藏功名”是见了最朴实无华的“本我”；“拂衣去”才是舍了功名，让精神安居于自然天地间。

　　文人饮酒：见众生

　　有人说：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了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了许多悠长的滋味。

　　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酒德颂》中曾如此言道：“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种表达自然、率性，是文人的饮酒精神的最初觉醒。

　　文人精神，与酒的精神有着特殊的联系。首先，文人墨客多数喜好饮酒，酒可以更好地激发灵感，酒后的作品通常有着更高的艺术价值。其次，饮酒本身，就是可以被加工的艺术。《诗经》里讲述了太多关于酒的故事，或唯美、或悲伤；李白、杜甫对酒青睐有加，甚至倾其所有“换美酒”；《水浒传》可以说无酒不成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每一页都散发着特属于文人的酒精神。文人精神悲恋天下，酒的精神跃然灵动，只有当两者合二为一才能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悲悯的、胸怀天下的名句。

　　文人酒精神带给后代数不清的艺术高峰和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中国文人历来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屈原、杜甫、苏东坡等一大批文人，都是慷慨悲歌之士。有人说，“诗酒趁年华”是苏东坡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乌台诗案”他大难不死，出狱后被贬黄州，他描述自己的一件乐事：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在贬谪中能如此对待生活，可见其旷放胸襟，乐观态度。杜甫曾写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忧思天下的诗句，悲悯、乐观，这难道不是见了众生吗？

　　几千年来，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等观念被人们所熟知，而某种程度上，酒能练心、修人，包容与饶恕是大道，简单与平凡是真理。

　　文人饮酒精神不仅仅停留在饮酒表面，还表现在其背后的文化渊源和民族精神上。酒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酒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现在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也是在饮文化。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是一种包含修身、养性、悲天悯人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不同的饮酒精神在当代仍需传承，正面的饮酒精神对当代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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