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看来，王绍彬是一个典型的“苦孩子”。自幼父母双亡，8-10岁讨饭为生，12岁当佣工，稍长为人做长工。1930年，进入茅台镇的荣和酒坊做烤酒工人，学得一手烤酒绝活。若没有中国历史上那一次最为深刻的变革，也许他就在私人烧坊的酒师职业生涯中度过一生。
　　
　　但是当历史车轮行进到公元1949年时，乾坤彻变。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翻身做了主人。1951年，地方国营茅台酒厂成立。同年，在酒师郑永福推荐下，他进入茅台酒厂任一车间二班酒师。对于王绍彬来说，这是真正的命运转折点。
　　
　　一个四处飘零的穷苦人，开始以国家主人的姿态掌握自己的命运。
　　
　　此后几十年，他以农村人的质朴本色在国营茅台酒厂度过后半生。从酒师至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直至老死在工作岗位。
　　
　　直到今天，茅台酒厂40岁以上的老员工都还对王绍彬留有深刻印象：穿着土布对襟衣，憨厚和蔼的笑容，经常混迹在工人中铲糟、背糟。
　　
　　就是这样一位让职工长久怀念的“工人式厂长”，记录他的文字资料却只是语焉不详的只字片言。倒是职工中流传的一些故事，还可生动地看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些故事，今天看来绝对堪称经典。
　　
　　1958年，王绍彬因吃苦耐劳、贡献突出，被评为当年全国劳模。而次年的全国劳模中则出现了一位影响中国几代人的著名精神典范——王进喜。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是发自内心的。不计艰苦的无条件付出，成为那个时代的行为范本。
　　
　　评上了全国劳模，就要去北京接受表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当时，那可是莫大的荣耀。怎么去？坐车呗。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张口而出。王绍彬坐的也倒是车，只不过是“牛车”，时速不超过10华里，还一路晃荡。在茅台已建成高速公路的今天，人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那时，从茅台到遵义是不通汽车的。他到了遵义换乘汽车到省城，再从省城坐火车到达北京，已是好几天以后了。
　　
　　就在同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开始，茅台也未能幸免，在“高指标”的影响下，茅台酒的生产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一些传统生产工艺被篡改，茅台酒产量猛增，然而不合格酒大超，后来只得作为红粮窖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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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