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汪曾祺趣味相投，并称“文坛双璧”。

●他是著名短篇小说家，素有“短篇圣手”之誉。

●他语言风格独特，认为小说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

　　林斤澜：1923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学时代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著有《布谷》、《台湾姑娘》、《十年十癔》等。

　　林斤澜先生家中有一个架子的酒瓶，和老朋友喝酒的快事如今成了往事。据《林斤澜说》一书中说，陆文夫逝世后，林斤澜对程绍国说：“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

　　说起当年趣味相投的朋友汪曾祺，林斤澜不免伤感。汪曾祺经常把林斤澜家的电话当做自己的给了人。林斤澜回忆，有一晚人家打错电话后，坚决地说是汪曾祺自己给的电话。“过后我打电话问曾祺怎么回事，曾祺说他只记住一个号码。我问：你自己家的不记得？电话里断然回道：‘我没有给自己打电话。’”

　　《林斤澜说》书中说，林斤澜对世界的认识是两个字：困惑。“我注意到一个问题，看了很多书，都没解决得了，就是现在有许多专家评周作人的文章，为什么他在书斋里能淡泊？大家对汉奸的憎恨是真的，但是读他的书说好的，也是真的。因此，有一些我很佩服的作家，像孙犁说，当汉奸怎么还能淡泊？如果你真的淡泊名声，你怎么还会当汉奸？假的。”说这话时，林斤澜的神情中甚至流露一丝困惑。“当年骂沈从文的人都骂错了，丁玲也骂沈从文，丁玲的有些事情我也不理解。萧军在最后说，他已经原谅了过去的许多事情、故人，把它忘了，让它过去吧。我就想起丁玲最后为什么那么憎恨周扬？把精力都放在过去这些事情上，何必呢？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文学的道路不平安

　　林斤澜1923年生于浙江温州，中学时代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早年经历丰富，一度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这些生活体验成了林斤澜日后文学创作的源泉。

南方都市报：你的作品似乎有很多早期在温州生活的印记，温州的生活对你的影响大吗？

林斤澜：早就有人说，一个人的童年、少年是很重要的，老了之后，想的主要也是这一段。但现在去温州不多，医生对我有忠告。

南方都市报：沈从文从凤凰出来，汪曾祺从高邮出来，你从温州出来，故乡生活对你们三位都有影响？

林斤澜：我的《矮·桥风情》可以说整个都是对温州的回忆。

南方都市报：你读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什么样的学校？

林斤澜：我读的是电影戏剧，那时候是全国第一家有电影戏剧专业的学校，是最粗糙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了。现在的电影大学是分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的，但那时候是笼统的、合一的，编导都合一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的兴趣是想以后做这一行吗？

林斤澜：对，但我后来没有实践。作品里用的电影手法，也很少。

南方都市报：抗战是在你14岁到22岁期间，这段岁月对你后来的影响多大？

林斤澜：我从那时开始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了，要说对我影响大，大就大在这个地方，在你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时候。现在一般到18岁，还可以半独立，家里还可以帮着，我那时候就独立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有没想到读书的事情？

林斤澜：有，后来就去读了，还对电影开始有兴趣。

南方都市报：有没想到后来会从事文学创作？

林斤澜：没有，50年代我在考虑以后干什么。这才决定搞文学写作。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跟林昭读同一个学校是怎么一回事？

林斤澜：那是一所干部学校，那些年不是还有很多干部学校吗？都是不论年纪、不论什么的。那所学校全名是苏南新闻干部学校，是1949年之后的。

南方都市报：早年搞地下工作对你后来有影响吗？

林斤澜：我当时到台湾去了，还经历过“二·二八”事件，遇到很多失败，都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文革”那时候什么都查，好的查，坏的也查。我觉得很多事情能够平安度过，我就将它当做平常的事情。我觉得我参加革命也好，参加部队也好，搞地下工作也好，我也把它们当成平常的事情来对待，反正你什么都没干，你都得交代，你把它当成平常的事情就完了嘛。

　　你别以为年轻搞文学就平安了，文学的道路在我们文艺界叫重灾区，是是非之地。像《海瑞罢官》，那都是很厉害的。吴晗是副市长，都活不了，自杀了。文艺的运动，我后来都平常地对待过去了。也许我们这些经过地下工作的人，能够扛得住，因为你搞地下工作，都不知是生是死。各种运动太多，运动一多，个人活动的空间就小了。

南方都市报：黄永玉曾经在1948年到过台湾，他说是地下党把他送到香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当时地下党的工作挺多？

林斤澜：大概是吧，当时有很多线，有的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那一条线，比如有延安去的那一条线，有福建去的那一条线，有上海去的那一条线，各自的线其他人都不能参与，参与就坏了，这是当时的规矩，所以别的我也不大清楚。到全国解放的时候，我自己还年轻，我就考虑以后干什么，我就到文联来写小说，本来我想写剧本，后来发现剧本限制很大。

南方都市报：你来北京之后跟温州老家的联系多吗？

林斤澜：还很多，温州到我这一辈啊，已经没什么人了。温州历来就是数学家之乡，有很多大数学家，像谷超豪等等，都是出在温州的。再有就是文艺研究，不是文学写作，比如研究元曲的权威王起，再比如研究宋词的权威夏承焘，还有考古的权威夏鼐，我们那地方不大，都知道。我说的这些，有的比我高一辈，有的高半辈，夏鼐、夏承焘高一辈，王起高半辈。

边缘的往往才是纯文学的　　

　　1949年之后，林斤澜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1950年发表第一个剧本，1957年出版剧本集《布谷》。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独树一帜，短篇小说《台湾姑娘》因在题材和写法上新颖独到，曾引起读者注意。在生活中，林斤澜这段时间开始与沈从文、汪曾祺交往甚多，感情甚深。

南方都市报：从1949年到“反右”之前，文化界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

林斤澜：那时候许多人还是在一种开国的兴奋当中，好像什么事都刚开始一样，百业俱修，那叫开国景象。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汪曾祺先生熟吗？

林斤澜：一个单位的，之前不认识，在单位里才开始认识的。可以说我们的道路走得不一样，我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到上海去读书、教书了，后来做编辑。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林斤澜：刚开始还是生疏的，就是文艺上的情趣相投，比如他打那时候就喜欢沈从文，我也从他那里认识沈从文。我们在文艺上当然就比较相投，文艺上的倾向不是大家说的能出个一二三四点，（我们是）都喜欢大致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在1949年之前接触过沈从文的文章吗？

林斤澜：接触过，最好的作品都是1949年以前，可以这样说，后来他的精力都干别的去了。他是被迫，如果不是被迫，他可能还写几年吧。

　　我觉得他对小说有的看法，不一定很多人同意。他认为小说是绝而后生，这条路谁都不走了，才要深入进去。比如《红楼梦》，如果写出十部、一百部《红楼梦》来，那就麻烦了。《聊斋》也是这样，精彩的就这么几十篇，多了就不行了。小说它不能卖钱，卖不出去，卖得很少，也不能拿小说去混个资格当个什么官，它无利可图，谁都不干了，就剩你我三两个人不走，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爱小说，不干别的，正是因为大家觉得穷，觉得没意思了，我们就喜欢这个，我们就一直干下去了。钱也不想了，官也不想了，你就喜欢这个，你就决定干这个，好小说才出来，这叫绝而后生。他在西南联大开课讲小说，那时候因为抗战的关系，小说的阵地就很少了，在那时候他就发现这一点。那时候小说都没地方发表了，所以这就是绝而后生。

南方都市报：你通过汪曾祺先生认识沈从文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写文学作品了？

林斤澜：他已经倒霉了，倒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故宫博物院当一般的工作人员了。可另一方面来说，他本身的工作也没有让他做很多，他自己已经下功夫了，他确实是个有心人，他那时候对考古已经很迷了。文学创作他不能写，不能发表，他已经绝望了，汪曾祺说他还自杀过，他后来对文学已经绝望了，他就把精力都转移到这个方面。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有没有跟他探讨过文学？

林斤澜：他有时候还谈这些东西，他的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做编辑、审稿，稿子定了，她就最后为稿子润色语言。她是个好手。

南方都市报：沈从文自己有没有关注当时文坛的创作？

林斤澜：文艺活动他没怎么参加，有些当时发表的少量的文章，他还是看的，但看得不多。有些文艺活动他不理解，他怀疑这是文学道路吗？我就听他讲过这样子的话，那时候农村搞互助合作，大家就参加运动歌颂新生活，都是这些东西，他很怀疑，他说这么弄能写出东西来吗？他的怀疑有时候会以某种方式表示出来，他说他过去写了那么多小说，现在都过去啦！他说他不懂了，不会写了。他怀疑，但他的方式比较谦虚：我不懂了，我不会写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怎么看文学界的这种风气呢？

林斤澜：那时候有的作家是主流作家，有的作家是边缘作家，你了解“边缘”这个词吗？现在还在用。那时候文章分为三种，一种是时文，比方说你现在为作协的某项工程写文章，这叫时文，还可以得奖；一种是通俗文学，就是大众化、民间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文学作品。我们现在要分别去对待，一路是以领导的工作去领导时文，一路是用工农兵的、大众化的语言，那也不是文学作品，边缘的往往才是纯文学的。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写的文章属于哪一种？

林斤澜：你现在看我的小说，我编的全集，你不管我写得好写得不好，有一点好处，我全部收进去了。当时文学要求反映时代的生活，尽可能地多，越多越好，现在是，过去也是。懂艺术的都要骗，都要哄，但是当时产品越来越少，大跃进时很多农民的积极性很低，你还在写大跃进如何热火朝天，这是欺骗啊！你当时写的东西，不是按照生活的真实，你不是有意地欺骗人？但你也是无意地把运动的过程当成生活的节奏，包括《创业史》、《金光大道》啊，都是这样，作者几乎都按照运动来写生活的节奏，跟生活都脱节了。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人民不接受这东西，反感这东西，积极性没有了，都是一句指令的话，就全国搞运动。

南方都市报：1957年“反右”的时候，汪曾祺先生还与你一起吗？

林斤澜：那时候他已经不在北京了，不在一个单位了，他调去了中国文联，我与他算是比较合得来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各走各的路。他那时候好像不大写东西，因为要做许多工作，主编的工作，阶级的工作，花费了很多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那时作品多吗？

林斤澜：我自己也在写东西。我做编辑的时间很少，我做《北京文学》的编辑时间很短，并不是一直在编，我开始不是做编辑，是做别的工作。如果允许的话，我很愿意写东西，可是要搞运动，就停顿了。我虽然做编辑的工作，但是没有写长篇大部头的东西，现在有些人也不大理解，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好说，为什么一直写短篇？我觉得这有兴趣的关系，还有也很难写长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汪曾祺先生写的也基本上是短篇，他认为短是小说的风格。

林斤澜：他自己也很坦率地讲：我就不知道长篇是什么东西。他有些看法我是比较同意的，就是人生不是长篇，人生顶多是中篇，或者是短篇。能够反映生活的，我觉得是短篇，或者是连贯的中篇，比如说写抗战知识分子的生活，有的人做的事就是这一回，下一回就没他的事了；有的人在这一回里头出现了，下一回就消失了。

南方都市报：中国似乎也没有多少长篇小说的传统？

林斤澜：《聊斋志异》就是。还有比如说《水浒传》，《水浒传》就是板块的结构，亚洲一个板块，美洲一个板块―――武松的，宋江的，卢俊义的，李逵的，几个板块结合在一起，最集中的、最直接的是表现在武松的故事上。

南方都市报：你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深吗？许多现代小说里欧化的语言会用得比较多，而你的语言却很简练有力。

林斤澜：古典文学大家都看。有人认为文学小说就是语言的艺术，像我这路人就是这样，我们都认为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语言不管是什么式的，欧式的，自由式的，油画式的，到最后，最好的都是最简单的。不管是什么式，我觉得都是要最简练的，各种艺术都要讲到简练的问题。

“不想把文学变成那种工具”

　　1962年春，由老舍主持，北京市文联举行了“林斤澜创作座谈会”，专题讨论他作品的风格特色。改革开放之后，林斤澜写了一系列以浙江农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语言凝练、含蓄，结集为《矮·桥风情》出版，一时为人传诵。

南方都市报：最近我去上海采访，有老先生说起老舍跟赵清阁的关系，据说赵清阁晚年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老舍写给她的。

林斤澜：现在刊物都陆续发表出来了，以前大家都避讳。其实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避讳的？对一个作家来说，有这种事情并不损害一个作家的形象。左拉的晚年，有人写他的婚姻生活，写他的两个家庭，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左拉老两口出去散步，散到河那边，他说这是大儿子，是情妇养的，他老伴说长得不错。这种事情外国也有写的。无论从道德上讲，还是从人道主义来讲，没有什么啊？！怎么成了需要避讳的呢？我不明白。

南方都市报：当时五六十年代北京文艺界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林斤澜：我知道，也有不少人知道，老一点的人大概都知道。因为赵清阁是抗日战争的时候跟老舍好上的。他去美国的时候，这件事不能公开处理，就托朋友来办这个事情，张三办了告诉李四，李四告诉王五，不能掩人耳目啊。

南方都市报：老舍先生的风度如何？

林斤澜：老舍是个很外强的人，他很能交往，不是封闭的，不是内向的，他在曲艺、相声、绘画等方面都懂。他非常会交际。

南方都市报：老舍先生当时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林斤澜：好像听过，我也想不起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说的。人家知道这个事情，我也知道这话，但具体在哪一年，在什么场合，我也记不起。他说的只是乡土一路的说法，提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两个名字。其实在北京写得好的大有人在啊，各有各的路子。各路走下去，最后看谁在文学上能够占住领地。现在像汪曾祺已经是古人了，他的生命已经是划上句号了，但是他的作品能不能划上句号，我觉得还不清楚。有的人还活着，他还能发展。

南方都市报：“文革”对你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林斤澜：我在“文革”中停止工作，不写东西了。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文学，但是特殊地受迫害的事情就没有。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了解“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吗？

林斤澜：谁也不了解，周恩来说他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南方都市报：但是写不了东西很痛苦？

林斤澜：杨沫当时的《青春之歌》写得很好，她是一个老革命家，所以领导在很早的时候就很照顾她，让她回家，说你就不要跟着人家上山下乡，你就回家休养生息！杨沫就对我讲，她可以做事情了，她很激动，她跟我商量说她在写《青春之歌》的第二部。我的意见是这是你自己的作品，你想写就写吧！我自己不写。那时候你要写就得按着江青的“三突出”理论来写，按照“三突出”理论没法写。这在文学上，而不是政治上，我觉得我明白，我不想把文学变成那种工具。你的思想要跟着她走，受她影响很大。那时候汪曾祺很积极，而且有一段时间他对“三突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跟他交往多吗？

林斤澜：那时候就不多了，那时候他在样板戏团，我都上山下乡离开文联了，没有寄托了，回来也要在家待着，而且我也没有怎么跟样板戏团来往，跟他也是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了。

　　他当时写的《沙家浜》的几个段落，确实写得不错，不是逼着写出来的，有点自然的流露，写得不错！他自己也很得意的，对当时的指导思想，他也是比较满意的。当时的作家除了写样板戏的，剩下的不多，“三突出”是害人的，只有少数的作家比较快地从“三突出”的死胡同里跳出来。而且跳出来以后，写出好的作品来的，这样的作家也不多，汪曾祺就是。他写样板戏，真的是用心去写，他也确实写得好，不是假的，假不出来。

南方都市报：现在想来，你最好的创作阶段还是改革开放之后？

林斤澜：我想是的，但别人觉得不是，有人觉得我以前的作品还比较好。比如说《百年小说选》，就是在世纪末千禧年的时候出版的，比较权威，他们选我的小说都是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就有意见，我说你们考不考虑我后期的？他们回答我说：不行啊，后面八九十年代作品太多，作家太多，所以后半部分就选了我的散文。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是有的，他们看得上的，比如我写台湾的《台湾姑娘》，把这当成是我的代表作品。我自己觉得我喜欢后头的作品。所以在我自己的选集里，我跟他们赌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我统统不选，我就选我后头的，选了《矮·桥风情》，选了《十年十癔》。我觉得从艺术上来说，《十年十癔》是能代表我的，而不是什么《台湾姑娘》啊。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要用《十年十癔》这个书名？

林斤澜：不用这个名，你的书就出不来，现在为止还不能出来。当时接到通知，说不要发表这东西，也不是不能提，是大家都不提，也不说它好，也不说它坏，就好像没有这件事情，都把它忘了。

南方都市报：近几年写东西还多吗？

林斤澜：反正我现在还继续写就是了，还愿意写，但现在数量不多了，一个是不要求多，觉得写一点东西要自己先有些想法才好。我最近想写一篇小说，写了开头就写不下去。今年纪念萧军一百周年，萧军八十岁的时候，我说：萧老啊，你再写也写不出了，他说：我都不写了。年轻的时候写小说，天天想着它，天天惦记着它，天天琢磨着它，年纪大了，老了就不要干这个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