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蓬莱，刘强是许多种植葡萄农民羡慕的对象。2008年，他种的葡萄仅因高含糖度这一项，就被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葡萄酒）奖励了3万元。

　　刘强是蓬莱当地的农民，他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长城葡萄酒的股东，而在此之前，他也是中粮的“产业工人”。这种身份的变化，使刘强与长城葡萄酒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而这恰是长城葡萄酒的目的。在蓬莱，还有60多个农民像刘强一样，成为了长城葡萄酒的股东。

      订单式松散合作之痛

　　“葡萄酒是种出来的，再好的酿造工艺，如果没有好的葡萄作原料，也酿不出好酒。按我们行内的说法，葡萄酒7分靠原料，3分靠工艺。”中粮长城葡萄酒（烟台）有限公司总经理仲惟明说，谁拥有葡萄酒原料，谁就有望凭借原料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但是，占据地利优势不一定就能生产出优质葡萄。过去，蓬莱的葡萄产量上不去，也卖不出好价钱，即便每亩5元钱也没人愿意承包。刘强清晰地记得11年前大家种葡萄的情景：“当时，乡亲们主要种鲜食葡萄，只有很少人种酿酒葡萄，即使这样，由于当地葡萄酿酒企业少、规模小，种植的酿酒葡萄往往还过剩，每到收购的季节，大家天不亮就排着长队到企业门口卖葡萄，企业收完后常常到第二年才能付清款项，收入很不稳定，当时常常出现砍掉葡萄树改种粮食的现象。”

　　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长城葡萄酒承诺：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同时提供技术人员。这样，长城葡萄酒的原料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但仲惟明并不是很满意这种订单模式，虽然许多大公司都是采用这种模式与农民合作，但对葡萄酒行业来说，这种松散的合作方式有很多弊端。“我们最看重的产品品质得不到保证，农民为了多产葡萄多赚钱，加大了葡萄浇灌水量，这样一来，虽然产量上去了，但糖分却降低了。我们要求葡萄的糖度要在21度以上，但产量大的葡萄的糖度只有十五六度。而且，标准化生产难以执行，用肥、用药等种植管理技术我们无法控制，农民一般不管所用农药是否符合标准，农药残留问题是否严重，而是哪种防病效果好就用哪种，这不利于食品安全。”

　　让长城葡萄酒更为头痛的是，农民缺乏契约精神。由于葡萄原料市场价格有涨有降，使企业与果农之间签订的订单合同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很脆弱，当葡萄行情一路看涨时，果农纷纷毁约，甚至不惜为了每斤葡萄几分钱的差价卖给外地的葡萄酒企业。

      把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为了能够控制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找到农民与企业合作的“最佳结合点”，长城葡萄酒进行了一番变革，探索出“公司＋农户”一体化经营的模式：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按法律程序流转到长城葡萄酒，长城取得30年的土地使用权，每年一亩地付给农民420元的土地使用费，考虑到物价增长的问题，每3年土地使用费增加40元。如此一来，长城葡萄酒就获得了稳固的种植基地。

　　刘强回忆，在1998年，他还在一家工厂上班，有稳定的收入，是邻居们羡慕的对象。但长城葡萄酒的这种模式一推出，刘强决定辞掉工作，变身为种葡萄的果农。他有着农民最原始的智慧：种葡萄赚的钱更多。刘强是这样“算计”的：种葡萄可以获得三块收入，一是最少420元的土地使用费，二是780元的劳务收入，三是如果葡萄超质，每亩地还可得到200至300元的奖金。这样，每亩土地的产收入可达1400元。而种粮食，一亩地的收入也就200多元。这样，一年大概可以赚一万多元，虽然比上班辛苦得多，但收入高很多。这些费用长城葡萄酒每年分四次以工资卡的形式发给农户，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收入稳定，不再靠天吃饭，葡萄产量多少与农民的收入没有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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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