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年前喝第一杯干红开始，张建生便立志以葡萄酒传播为终身职业，在这10年中，从媒体记者到葡萄酒销售再重回媒体，他的生活从未与葡萄酒分开过。 

藏酒：每瓶酒都记载着一段故事

    做了10年葡萄酒传播者，张建生的酒柜里藏得大多是国产酒，比如长城干白，华夏1992，“每瓶酒都记载着一段葡萄酒的故事，我的或是朋友的。”

    长城干白是奚德智（中国长城葡萄酒公司副总经理）所送，是中国的第一瓶干型酒，“记录着中国葡萄酒的工艺历史”；华夏1992是中国最早的年份酒，只有10000瓶，瓶身带着编号，不上市销售。“那是我采访严生杰（原华夏葡萄酒公司总经理），临走时他送给我的。”原本只有一瓶，他觉得不够，还要一瓶，“他抠抠唆唆得很不情愿地又给了一瓶”，他如获至宝地带回来。

    张建生的习惯是每到一处，必然买酒带回家，时间长了，酒柜里的进口酒也多起来，“但仅仅是收藏酒，没有收藏感情。”也有例外，有一款意大利的酒，是一位年近60岁的老庄园主所送，“他的父亲，儿子，甚至孙子都监守着对葡萄酒的尊敬之情，我对他很佩服。”

    对国产酒的情结渗透到生活里，他喝最多的也是国产酒，贺兰山东峦产区的贺玉干红、思域干红和霞多丽都是他的心水之选。国酒搭配土特产也是他的一大创意，比如酱鸭脖子配浓郁干红、皮蛋配黑比诺，“有嚼头，也有品头”。要是加上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就是大餐。

办葡萄酒杂志

    对国产酒的情结于与他受到的葡萄酒启蒙密不可分。还在1998年的时候，张建生采访当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院长，也是后来风靡全国的李华牌葡萄酒创始人李华，其对中国葡萄酒的热诚，“诱惑”他进入了葡萄酒世界，“觉得它优雅、浪漫、高尚。”

    他真正喝到第一杯干红也是在那一天，“葡萄酒学院校庆，大楼门口摆了李华牌葡萄酒，还没顾得上品，就跟刚进门的一位大姐干了两杯。”喝完之后四处打听，才知道刚才的大姐是张裕的酿酒师孙雪梅，“当时完全没有概念，对葡萄酒、酿酒师一无所知，只能恶补。”一发不可收拾地跌进了这个丰富多彩的葡萄酒世界。

    回到报社便开了葡萄酒专版，去旁听李华的讲座，自学课本，“知道了什么葡萄酒工程学、品尝学，了解葡萄等等。”找酒和品酒成了一门功课，也成了一种习惯。在不断与奚德智等葡萄酒专家的交往中，他看到了中国葡萄酒的发展希望和广阔未来，对葡萄酒的传播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立志把葡萄酒传播当成终身职业。”

    2002年，张建生和朋友一起做了《酒风》杂志，“就是觉得葡萄酒应该有一本专业的普及葡萄酒知识和文化的杂志。”《酒风》针对当时东北一些酒厂生产假山野葡萄酒的曝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对张裕和卡斯特合作上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卖酒为传播葡萄酒

    杂志运行两年后，张建生深感觉专业上的欠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企业去卖酒。“只有深入行业，从种葡萄的环节开始，到知道怎么做酒、买酒、促销才能全方位地把握葡萄酒，才能给葡萄酒传播提供实在的服务。”

    在宁夏的一个葡萄酒厂里，从前深不可测的葡萄酒变得简单起来，“做好一款酒需要的是专业精神，态度决定酒的好坏。”销售过程也带给他一些纷扰，太多不诚信和违背商业道德的事情也令他心痛不已。“媒体对行业的阴暗面关注甚少。”

卖酒的过程中，他结识到了“酒知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葡萄酒营销专家张乐平，两个大男人，就着葡萄酒聊了一个晚上，“他告诉我，酒不是用来卖的，是用来‘玩’的，有了玩味的心态，就有了爱的基础。”

    张建生的“玩”，就是多方考究，从葡萄酒的工作中汲取快乐的元素，“就像面对一件心爱的古董，转过来转过去，不断地从表面深入到里面，从喜欢到欣赏，直到它融合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2006年，“酒人”张建生重新拿起笔，做回了葡萄酒的传道者，“自己爱的够执着，才能打动和影响别人。”他的文章理智和行动多了，空话少了。 

儿子是小侍酒师

    采访之前，张建生一家喝了支汉森干红，常年的耳濡目染下，妻子已经完全被他影响，每天都要喝点酒，儿子也被熏陶成了侍酒师，“他很高兴做这份工作”。

办《酒风》的时候，儿子经常跟着他学品酒，有模有样地看、闻、品，不时能碰出几个专业的品酒词汇，“最可笑的一次，品完后认真告诉我，这酒有苹果的香气，我乐的不行。”

    13岁的儿子4年前学会开酒，经常被张建生带着去参加葡萄酒会，一次去葡萄酒学院开会，在晚宴上，儿子被逗弄着喝酒，“我故意说不行。”小男子汉一扫肚子疼的痛苦状，端着酒就往嘴里喝，“说以后像爸爸一样做葡萄酒，引来了满堂彩。”

    虽然对儿子的豪言壮语记忆忧新，他却不刻意培养，他对儿子的要求是“懂得葡萄酒，了解葡萄酒”，因为葡萄酒能修身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