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红灯记》中,有一句寓意颇深的台词,时隔三十余载,我一直未忘:当李玉和即将被日本兵押走时,李奶奶以酒送行,他将酒一饮而尽,铿锵念白:“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我生之也晚,未曾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那种与家人诀别的悲壮,只能通过剧情间接感受。我之所以能牢记这句台词,是因为我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来理解它的寓意,觉得如果把苦难比作一碗酒,饮过此酒的人,也是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的。 苦难之酒,当然是最苦且烈,饮此酒者皆出于被迫,谁也不愿自寻饮之。饮者能抗得住酒力,不但要靠一副好身体,而且要有顽强的意志,否则一定醉得不省人事,一塌糊涂。而大凡曾经饮过苦难之酒,且未被其酒力所伤者,其后大多能面对困难而眉不皱,遭遇挫折而心不惊。 我童年时代经历过大饥荒,常常忍饥挨饿,红薯叶、萝卜缨、烂菜帮、榆树叶,以及种种难以下咽的野菜,都曾是充饥之物。大饥荒过后,又经历了长时期的物质匮乏,家庭兄妹众多,父母收入微薄,为省下买鞋钱,夏天干脆赤脚,苦练铁脚板,冬天没有袜子和棉鞋穿,以致脚踝上生了几个冻疮;直到上中学,仍穿过用割下的旧球鞋底钉上几个橡胶襻子的“皮草鞋”;吃一根五分钱的冰棍,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穿一双尼龙袜,简直像工薪族戴钻戒一样奢侈。遇“文革”辍学后,便到处干苦力,铺柏油路、在建筑队当抬砖石水泥的壮工;秋冬两季长时间在深山中砍草、搂草。在山中林场植树,挥动十来斤重的大铁镐,刨一个坑七厘钱,因没手套戴,半天下来,双手便磨得满是血泡,为不耽误挣钱,把手用破布缠上接着干。在山里干活,冬天身穿破袄,腰扎草绳,鞋子烂了,填上稻草,再缠上几道麻绳,那身装束,还不如今天的乞丐。后来又插队务农,终年不分寒暑,为温饱拼命,苦累一天的收入,只有一角多钱……尽管许多农民比我更苦,但早年的经历,与我后来的生活相比,已可以“苦难”称之。而正是这段经历,使我受益良多。 我务农7年之后,方招工进城,虽然月工资只有18元(此所谓“学员工资”,一直拿了三年),吃食堂、住集体宿舍,但衣食有着,上班不受风吹日晒,晚上有电灯照明,有桌凳可供伏案读书,与我在乡下务农相比,真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仅读书的条件,就使我欣然自足,在乡下,可是一无电灯,二无书桌,且无书可读的。我后来迷上文学,立志成为作家,白天上班,晚上读书、爬格子,每天深夜12点睡觉,节假日也不休息,以致成为习惯,一直保持至今。业余写作,当然较累,但与我早年干苦力、种庄稼相比,这点累算个啥?想想过去,也就一身干劲,且乐在其中。后来,我孑然一身,提一台电脑来北京,决心以写作为业,因租房失误,先至远郊,后迁市内,又两次遇上民房拆迁,两年搬过7次家,直到第三年,才在通州一个小区内安营扎寨。遇上民房大面积拆迁,许多卖菜、收废品的外地人,蹬着三轮车,车上载着几件破旧的家当,搬往“新居”,我也置身其间,所不同者,只是受书所累,需租一辆面包车而已,民工朋友形容那景象如同“跑反”。流浪的滋味,于搬家之际得以尽尝。但这并不能影响我的心态,每次迁入“新居”,便架起电脑,投入工作。有苦难这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 多年来,我以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作为参照系,观照眼前的生活和种种遭遇,再苦也不觉苦,再累也不觉累,且能从容面对各种打击与挫折,视崎路为坦途;物质生活极易满足,而精神追求却永无止境也。 苦难这碗酒,对我而言,可谓一朝饮过,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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