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风催促着梧桐枝上最后的挣扎，虾米似的一个人度过黑漆的长巷。他背后越距越远的蹲守着一盏暖灯，还有一张柔软舒适的床。但是他不愿回去，因为那里等待他的一把金属的钳子，没有温情，刚硬坚固的足以令他窒息。
拐出小巷有一家小馆，那儿可以支付较少的代价换取片刻的安宁。最好可以换得到些暂时性失忆。窄巷两旁待拆的老屋阳萎的男人似的灰不溜湫的排列着。自己已经多久没有阳刚的表现了，李常民把手插入口袋里低垂着头，前面的华灯令他目眩。排场的高楼大厦趾高气扬的广告：啊！这城市已是如此发达，豪华高贵。只剩大街上要饭的残废，广场边卖花的小孩多少能让他觉着点自己还无需被扔进垃圾桶的理由。
北方人一般不喝黄酒，啤酒二锅头才算对味。这家小馆大约是南方人开的，有售黄酒，温吞水的度数，顶少客人会点这一样。酒沿着食管一路烧下去蔓延，身子热了，算有了点活着的意思。一声绵软的"黄酒"从一张矜持的嘴里掉落，将李常民的视线拉平。低眉垂首的女客，小巧的身量，水乡的风神处处招摇着她并非本地人。衣着保守，不施粉黛辩称着她不是那种当在深夜工作的女人。不搭调的时间，不搭调的地点，她的出现带给李常民的却不止是惊奇，还有那男人才能体会的，女人所能给予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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