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席上至今我最斗胆的一句话就是：喝酒方面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醉过。对方这时一定死死盯住我的眼睛，也许是我那目光太坦诚，更大可能是人家好男不与女斗，所以无论多么大的酒鬼都打个哈哈不再跟我喝了。据说有些人身体里具有可以分解酒精的酶，我母亲肯定属于那类，从来没有看到她喝醉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母的公司在国内与当年的北京市服务局合作，她是唯一得到经过多年酒精考验的老同志们认可的港方代表，因为每次酒过三巡依然头脑清晰，谈笑风生的只剩她一个。不知道我先天遗传了多少那神奇的酶，至今没有醉倒过我觉得靠的应该还是后天的培养。

　　三岁不到的时候我白天被寄养在一对很爱喝上一口的老头老太太家。印象里，老头儿没有不抓着酒瓶子的时候，相比之下老太太的酒量要小多了，每天不过喝上咳嗽糖浆那么大一小瓶烧酒。中午饭我随他们吃，开始她用筷子尖儿沾着酒给我尝，后来就在小瓶盖里给我剩一小点儿让我抿一下，再后来就培养我喝半瓶盖，然后很快发展为一瓶盖、两瓶盖……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父母才发现我对酒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从而制止了老太太对我在这方面的栽培。不过从此我对任何酒类，无论白酒黄酒洋酒，不仅不怯，还不多不少有点儿爱好。

　　90年代初回到国内工作以后喝酒成为了负担，杯中好像再也找不到乐趣。珠江三角洲一带受香港影响，洋酒比较流行，不过喝法绝对超乎酿酒人的想象。大玻璃杯里哗哗倒上法国极品干邑后加冰加可乐，再后来往年份红葡萄酒里扔话梅加雪碧，都是暴殄天物的代表作。我对白酒，无论是二锅头、五粮液(34.38,-0.62,-1.77%,吧)还是茅台都很喜欢，冬日里的火锅没有一点白酒暖心总是不够意思。可惜白酒的分寸太难把握，很容易变成了折磨人的事，本来兴致勃勃的一桌朋友几杯下肚后怎么就一个个张牙舞爪、口沫横飞？总为那些喝高了以后鼻涕眼泪一起上来吐真言的“性情中人”们担心，第二天怎去面对被他酒后数落或痛骂过的上司与同事？

　　与老外们一同去中式宴会也是一种折磨。碰上有经验的老外还好，毕竟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所以早早卖乖认输。怕的就是那些头一次来的，还自以为能喝上两杯的愣头青。上次美国厂商派来俩工程师，不仅从没来过中国，恐怕连他们自己那个州都没有出过，到了北京兴奋莫名，说起北京烤鸭咕嘟咕嘟大咽口水。晚上接风宴之前我就跟他俩不停地叨叨，说今天这帮人都爱酒如命，白酒喝起来是以斤为单位的，你俩要喝就喝啤酒吧，千万不要“干杯”，不要碰那小杯子里透明的玩意儿，不然会有大麻烦的！他们说：“别担心，喝点儿酒小意思，谁怕谁啊！”我心想反正已经尽到义务，不听我也没办法，只是吩咐他们将酒店房卡放在前胸的兜里。

　　这二傻一上场果然不出我所料，几下子就被杀了个落花流水。喝完后不吐不哭也不笑，就是睡，先在包间的沙发上睡，架上车后接着睡，车到了饭店门口还呼呼大睡，拍都拍不醒。从车上把这两堆肉卸下来费了牛劲，放在地上歪靠着门柱依然睡。酒店这时不知怎的就只有一个瘦小的服务员，我和他一同也没能将其中块头较小的那个给拽起来。正着急，回头瞅见那带四个轱辘的行李车，灵机一动赶紧与小伙子将手上的老外给挪了上去，另外那个只能由他歪躺在柱子旁边，先运一个上去再说了。幸亏酒店这时出动了另外几个小伙子，七手八脚帮忙把剩下那个也给用同样手段运了上去，并且将这二人抬上了各自房间的床上。

　　第二天这俩美国佬问我：“昨晚不是说是去吃烤鸭吗，怎么好像没见过鸭肉？”是啊，凉菜拍黄瓜、松花蛋刚上桌就一杯杯地干杯，热菜火燎鸭心还没上呢，他们都已经倒下睡了，还见得着鸭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