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也是强大的。唯有酒才能使人稍稍轻松自在片刻，世人也不大会追究酒后的失态和一般过失。虽不得志但也做着官的苏轼，无论性情如何旷放，当太守理政时毕竟总还要认真一些的，就像他写奏疏不能姿意纵横文才显示“豪放狂浪”一样。所以他“左牵黄，右擎苍”，“老夫聊发少年狂”时，也仍要借酒壮情，所谓“酒酣胸胆尚开张”也。其实细说起来，他自称“老夫”那年才三十七岁，因此他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酒在这里实行着它的转换功能。荆轲纵是一壮士，深仇似海深，可当他要以生命为赌注去冒险时，也需借酒壮行色，酒后豪情满怀，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酒使人的理性束缚减弱，感情的流露无障碍，使人显得真率、单纯，因而也令人感到安全。《三国演义》大为渲染了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备原占有徐州，被吕布所夺，便带了关羽、张飞投奔曹操。刘备虽失势，有英雄之名，曹操的谋士都劝曹操乘机杀之，但也有人认为无故杀一名人恐失天下之心，因此曹操仍以礼相待，但仍想窥探一下刘备的内心。便在青梅亭煮酒与刘备对饮，共论当时天下英雄，刘备列举袁绍(本初)、刘表等当时风云人物，曹操把酒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手中的筷子都掉落在地，因为曹操心怀狡诈，正是想在酒后试探刘备的志向，倘被识破，定会遇害。因此假装闻雷失惊，掉了筷子，以后便有意做些种莱浇水等无谓之事，表示胸无大志，以麻痹曹操。最后终于找到机会，离开许昌远走高飞了。刘备毕竟戒备很深，不敢稍有懈怠，所以不露真心。反是曹操自己酒后吐露了藐视群雄，要收天下归己的真言，也就是他平日深藏心底的大志或者野心。
《水浒传》中，宋江酒后在浔阳楼题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并毫不忌讳签上自己大名，结果“反诗”事发。险些遭杀身之祸，最后被逼上梁山。酒为英侠设置了抒吐内心郁闷的契机，而酒造情境有时又助长了他们逞性浪合，以空谈傲世自高的不良倾向。英侠们以个体的绵薄之力，毕竟难于尽平世之不平，甚至往往连自身的命运都不能左右，这与他们的自尊和刚毅气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对立，使他们在无法变革现实的痛苦心态中，或借酒浇愁肠，或以酒自娱自慰。酒，就这样使他们的性格更加深刻而饱满，还时不时地带有文人的气质，多愁善感，舞文弄墨。酒后真言真情常常致祸，但这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并非酒之过，更多的时候，知心的好友一起饮酒，酒酣而吐真言，彼此得到情感宣泄，朋友间芥蒂消除，增进了至诚的友谊，这种境界给人的欢愉和满足是难以形容的。
在众多的饮料之中，酒何以独得器重?这固然是酒的独特个性所致。酒固然不能使人填饱肚子，但却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快感，使人陶陶然忘却许多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不少深谙酒道之人都不约而同地说过，喝酒的最佳境界是将醉未醉之时，醉与不醉之间。所谓“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者也。太少，醉力是不足以燃烧起生命的火焰；太多，便徒使人跌入烦恼的深渊而已。日本有一句成语说：“第一杯，人饮酒；第二杯，酒饮酒；第三杯，酒饮人”，这也是含着叫人饮酒不宜过多，过多了就失去它的真趣的意思。逢此半醉之时，头或许有点晕乎乎的，但思维还算清楚；脚或许有点发软，但脚步轻盈得发飘；有点管不住舌头，但说话还挺风趣。于是，情悠悠，思绵绵，似半离人境，平添了许多真情稚心和雅兴。
在饮料中，也并非只有酒有雅名，茶比酒更为高雅，但茶却不能取代酒在文人情趣中的地位，这不仅因为酒飘逸，茶清爽，还因为酒热闹，茶孤高。
其实，人总会有一些闲情的，忙里尚且可以偷闲，当有了闲暇，邀上二三个朋友，泡上一壶清茶，享受一下东方式的清淡生活，或许也别有一番风味。茶和酒是一对好朋友。饮茶者不一定喝酒，喝酒者一定饮茶。两者的性情差异很大，苏东坡曾说，佳茗似佳人。如果说，茶确是个温柔的少女，而酒则是一个侠义的彪形大汉。试想，人们喝茶的时候总是静静的，谈论起来也细声笑语，不会像喝酒时那样，吵吵嚷嚷，脸红脖子粗，喊声震天，所以，茶主静，酒主闹，喝酒不闹就没有气氛。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这喝酒，边品尝美味佳肴，边说些趣事，为让人多喝或自己多喝，找些游戏来斗智取乐，显示才情志向，联句、作诗令直到单独作诗，比试才华，这般乐趣又是品味清茶所得不到的。
所以，文人之爱酒，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饮酒的境界，饮酒的趣味。林语堂在谈到中国的酒时，曾说过一句话：“好饮之人所重者不过情趣而已”，真乃一语中的。柯灵先生则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具体描述了这一情趣：“自己在故乡的几年，记得曾经有一时也常爱约几个相知的朋友，在黄昏后漫步到酒楼中去，喝半小樽甜甜的善酿，彼此海阔天空地谈着不经世故的闲话，带了薄醉，踏着悄无人声的一街凉月归去。——并不是爱酒，爱的是那一种清绝的情趣。
陶渊明诗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李白诗云：“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欧阳修《醉翁亭记》则明白道出其爱酒之心实在酒外。不同身世，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志向者，其对酒中趣的感受和理解是不会相同的。当代数学家华罗庚作诗云“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就是觉察到他俩饮酒情趣上的差异，而袁宏道则说过“刘伶之酒味太浅，渊明之酒味太浓”的话。刘伶只追求饮酒的感官享受和忘却的效果，所以太浅了一些，而陶渊明的那种饮酒境界，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所以又太深了。“非深非浅谪仙家，未饮陶陶心先醉”，袁宏道认为只有李白才恰到好处，可以得到最大的乐趣。但李白若泉下有知，也许不赞成袁宏道之说，因为他是说过“勿为醒者传”酒中之趣的，很可能他认为这“趣”，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
元好问谈及饮酒，也有诗：
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
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
——《后饮酒》
这里明白地指出饮酒能免“俗病”，不被世俗所淹没。借酒之力，暂时摆脱一下现实的束缚，返朴归真，求得身心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恐怕是评论人们爱酒、颂酒的原因所在。酒中最大的乐趣，就是精神的无拘无束而已。
也正因此，切莫以为酒趣唯善饮者能解，尽管李白“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赢得“酒仙”雅号，陆游“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亦不示弱，但若以为古代文豪个个都是饮中豪杰，那实在是大错。有许多文人雅士虽不善饮，却也深谙酒中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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