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江月》下挥笔又题了一首七绝：
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
并在下面大书：“宋江作。”如此豪情、如此壮志、如此胆量，若非酒力之助，言行谨慎的宋江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或者说是不会这样表现出来的。
总之，酒之所以和人的政治情怀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在于它能够刺激人的感性思维活动，使人们心灵激越，神情飞扬，暂时摆脱了理性思维的严格控制，解除了内心深处的各种禁忌和顾虑，可以言平时所不能言，为平时所不敢为。同时，在这一过程和状态中，人们的雄心壮志、政治情怀较平常更容易勃然而发。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可能在酒后显出政治家本色。一个普通人也可能借酒升华思想境界，所以说“酒后吐真言”，“酒助英雄胆。”
古代文人与酒
明代名士袁宏道说：“世人所难者唯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凡深得酒之趣者，方可成留名的饮者。然则，何为酒趣?如痴如醉的文人，究竟是酒醉了他们?还是他们醉了酒?文人与酒，谁能言清他们之间的底细?他们在酒中究竟寻觅着什么?
好饮之人所重者
我们不是说酒，不过是一种饮料吗？但酒真是一种神奇的饮料，自古而今，还没有任何一种饮料似它这般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历经千百年而魅力不减。自古而今，也没有任何一种饮料，似它这般深受不同人种、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习俗的人们的普遍喜爱，饮之、歌之、友之、恋之，拥有无数信徒而代代相继。自古而今，也没有任何一种饮料，如它这般有无数的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含有这般广泛的文化意义。
在我们最早的史籍中，记载着数不清的关于酒的事情，但就是没有记载酒是怎么发明的。无论如何，酒的历史总是被迫溯到越来越遥远的年代，这些我们已经不可知了。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步入文明社会之际，酒已是帝王和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了——祭天地鬼神、祭列祖列宗要用酒，庆丰收庆胜利要用酒，迎宾客交朋友要用酒，婚丧嫁娶、日常宴乐也要用酒。王侯们喝酒无度，甚至修造“酒池肉林”，花天酒地，乃至本来不丰裕的粮食都做了酒。帝王贵族们沉湎酒色、荒淫丧国，因此，周公旦作《酒诰》，这是第一个限止饮酒的禁令。后来，在荒年或社会风气奢靡过度的时候，也屡有禁酒的命令，但酒却始终禁而不止，不仅王公贵族喝酒，平民百姓也爱喝。酒既是娱乐欢宴的兴奋剂，又是融洽君臣关系的润滑剂。酒还成为一些野心家玩阴谋的手段，史载秦赵的渑池相会，即为秦恃强凌弱，借酒会言相好而迫赵国割城让地，幸亏蔺相如有胆有谋，才粉碎了秦王的阴谋。野史所记吕不韦用酒和奇玩珍好、女人等，助子楚归秦当了秦王，又使自己的私生子李代桃僵，成为秦国君王，自己则当了秦国丞相，这更是典型的阴谋家了。历史上一些君王借酒弄权，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借酒惑敌，故事举不胜举。但如果酒只具这样的社会功用，那不但无“趣”可谈，反而令人生畏了。
幸亏有了一批具有审美眼光和生活情趣的文人。是他们，给酒添上了一圈圈光环，使饮酒从可怕变为有趣，从“荒淫奢侈”的不良行为升华为“风雅之举”。他们以自己的情趣附着于酒，使酒不仅成为口舌之享受，更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美酒注入了深情，酒格也就升高了。酒格既高，嗜酒者的品位自然也随之升高，于是，醉者也不再只是酒徒醉鬼，而有了酒仙酒圣。酒后失态也不再只是丑态百出，而具备一种绰约临风若仙的飘逸之美了。
文人士子受过教育，或道或儒，都有自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所谓“胸有大志”，“抱负甚高”云云。这使他们不满足于一般百姓那种主要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而忙碌劳作的生活，总希望有一些精神的乐趣。所以，他们喜欢结交朋友，而朋友难免有聚有散，聚散又常常要在一起吃一顿，述述怀，酒自然不可少。久而久之，即使无鱼无肉，一杯酒也能待客送客，于是，酒成为寄托友情的象征。再进一步，即使思念朋友，纪念朋友，亦可用酒寄情，酒又成为怀念、伤悼的通情表情之物。酒使气氛热烈，心理放松，人与人的距离拉近，酒多话多，增进了彼此的理解，所以古人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可见酒在人际沟通中作用实在不小。
正因为酒中注入了情，酒便变得十分可爱。有诗云：豪情因美酒，自古长相随。文人们一方面有很高的人生价值追求，一方面又受着社会的种种束缚，要扮演守法循礼的角色，喜怒不形于色，往往要把真性情自我掩饰、束缚起来。这种自我压抑是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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