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诰》是周代一篇著名的带有政令性质的历史文献，传为周公姬旦所作，约成文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
周公名旦，以采邑在今陕西扶风县周原附近而称“周公”。他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辅佐武王灭掉了商纣。灭商后二年，武王病死，“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值此危难之时，周公扶立武王幼子姬涌为王，并以摄理政事而代称王，遂将作乱的管叔、蔡叔和纣王之子武殷平定。分封诸侯时，将殷商之民迂移故地，并驱使他们营造济邑新都，稳定了天下大局。周公摄政七年，在洛邑归政成王。自己与召公姬爽“分陕而治”，专心致志于制礼作乐，为周朝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受敬重的一代政治家。
《酒诰》成文于周公平叛后。《尚书》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周公事迹可见，除了“制礼作乐”应在“致政成王”之后，其余大体不错。由于周公躬亲政事，对殷商败亡的历史教训感受最为深刻，因而在分封康叔去商朝旧都朝歌的时候，特意写下了这篇《酒诰》。
在周公看来，商纣之亡国，与夏桀亡国有极为相似的历史原因，那就是酗酒丧德。《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而商纣崇饮湎酒远胜于夏桀，诸如“酒池肉林”、“长夜之饮”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盂鼎铭有“率肆于酒故丧师”的说法。这种说法同《酒诰》所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是一致的。可以认为，当时所以这样说，并非是取代政权后，故意对前代政权竭尽诋毁之能事。实际上，《酒诰》也没有一味指贵商人“沉耽于酒”。对于从成汤到纣王这些商代先王，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以国事为重，办事勤恭谨慎，“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但到商代后期就不同了，尤其是纣王，“惟荒湎于酒”，以至于国沸民怨、自取灭亡。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周公提出：“无彝酒”（不可经常喝酒） ；“饮惟祀”（只有祭祀、为父母、老人祝福时，才可以喝—些酒）；“德将无醉”（饮酒要有节制）；“定辟：蚓汝刚制于酒”（定立法规，你们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酒的法规）！最后，周公恳切地说：“封，汝典听联毙。勿辨乃司民湎于酒（姬封，你要记取和思考历史教训，不要让你的官吏和人民沉湎于酒）！”
从表面上看，这是周公写给他的小弟康叔（姬封）的，以劝告他到朝歌建立卫国时，注意治理国政，革除酗酒恶习，其实这也是告诫所有分封子弟诸侯的一份施政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篇文字，才使周公考虑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从国家体制的根本大局上，解决意识形态和社会教化的规范问题，以便进—步巩固周代的政权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酒诰》是周公进行制礼作乐的理论探讨，并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完整的国家典章制度的思想基础，即使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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